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流光岁月在路上

由政府下发调查表格的填表调查，是三类调查中规模较大、取得资料较为丰富的一种。调查流程是由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文给西南诸省政府，各省民政厅再通知各县，由县长牵头负责，调查各县情况后填表上报。调查重点是掌握边疆民族与上层土司的状况，兼及其他相关内容。如在云南省的调查，有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土司状况、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等。在贵州、四川和西康的调查亦是如此。由政府组织调查，突破了以往仅由学术团体及学者个人进行零散调查的局限。这类调查规模较大，工作较为深入和全面，同时收集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也开展了调查。**战争中，蒙藏委员会对云南、四川、西康等省组织了调查，出版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昌都调查报告》、《丽德大道调查报告》、《中甸调查报告》等。⑥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于1941年对川西进行调查，以后写成《川西调查记》。⑦各省的边政机构，如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等，以及政府派出的考察团也组织了一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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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统一行政建置、开发边疆经济、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等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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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行政建置，即通过在西康建省、在西南诸省推行县制，在西南边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制度，推动上述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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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位于西勹藏、四川、云南、青海的结合部，是内地连接西勹藏高原的关键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代以来便有“治藏先治康”之说。西康建省之议始于清末，但奏折未至北京，武昌起义爆发，建省之议遂被搁置。辛亥革勹命之后，北洋政府在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西康）设五个特别行政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统治制度。国民革勹命军24军军长刘文辉于1928年接管西康。1928年8月，内政部提出训政既始，应将特别行政区先后改设为省。同年底国民政府将其他四个特别区改设省，由于西勹藏军队仍不时进攻西康，形势变化莫测，西康未能及时改设。1929年，国民政府决定由24军兼管西康特别区，遂设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民政事务。1934年国勹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西康建省委员会，筹备建省事宜。次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在四川雅安成勹立，刘文辉为委员长，下设6位委员。以后西康建省委员会与四川省协商并经国民政府批准，将四川省雅属、宁属之14个县以及两个设治局划归西康。1939年1月西康正式建省。西康建省，在藏区与内地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打破了英帝国主义将西康地区划入“大西勹藏国”的阴谋，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抗勹日战争爆发后，西康与云南、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对抗战获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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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数省，以云南保存的土司最多，全省37个县或设治局约有土司、土弁100余人，难以骤然废除。云南政府的做法是改流一些土司，其余地区则设流而不改土，推行土流并治。如车里、南峤、佛海与六顺，即为改土归流后新设之县，在未达设县条件的地区则置设治局，如宁蒗、碧江、泸水、潞西、梁河、盈江、莲山、福贡、瑞丽、德钦等处。在这些地区，省政府继续发给土司印信，并允许承袭，但须受流官节制和指挥。（13）**战争爆发后，云南边疆的土司如傣族土司刀京版、潞江土司线光天等，自发组织民众**，并因**有功受到政府嘉奖，可见云南省保留部分土司、施行土流并治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四川省有土司30余处，主要在平武、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与西昌等地。1931年四川省对所剩土司进行改革，先后在上鱼通置金汤设治局，在巴且夹谷地带设宁东设治局。在未立设治局之处划分乡镇，归所属县府管理，土司的名称亦或保留。西康所属诸土司，多数在清末时被赵尔丰缴印改流。1927年刘文辉进入西康，通过任命残余土司为各县之总保、保正或村长，最终完成了西康土司的改流。贵州、广西两省的改流较顺利而彻底。南京政府建立后，裁撤贵州、广西的全部土司，归并原属县管辖，或合并后改置县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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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开发边疆经济的政策。其内容包括在边地屯垦及移民实边，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建立边疆经济重心，改善边疆的交通与邮政，改良边疆民众的生产技术，设立边疆金融机构并兴办实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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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出在边远各省“须以交通建设并减免移民来往之交通费为首要”，（20）交通也得到发展。1935年提出修建从云南昆明至四川坝圩、从昆明经广西百色到广东钦县海峰、从昆明经蛮允达缅甸八莫的几条铁路，并决定从速修筑成都至广州、长沙至昆明两条铁路，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干线。（21）铁道部还制定西南地区铁路建设计划，准备修建成渝线、黔渝线与川黔线，2至4年内完成。在公路方面，云南先后修建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滇黔公路、川滇公路、川黔公路与川康公路也相继建成通车。云贵川三省的邮务也有所发展，至1936年，滇康邮路总长达1130里，西康设有局所20处，一些村镇也设置了信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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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教育也有新的发展。教育部先后颁布发展西南边疆教育的若干法令，如1934年颁布《捐资兴学褒奖补充办法及待遇章程》和《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1936年通令对至内地求学的西南边疆学生，各省应比照蒙藏学生章程予以优待。（23）1935年教育部拟订《推行西南边疆教育方案》，准备在云、贵两省增设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8所、贵州6所，并在各省指定一二所师范学校添设边胞师资班。1941年，教育部公布《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要》与《各边省推进边疆教育三年计划》，四川、云南、西康三省均按要求制定了边疆教育的三年计划。1930年，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蒙藏班和西康班，不久蒙藏班升格为蒙藏学校。1931年，国民政府令边疆各地选派青年到内地师范学校学习，并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办法。1934年，中央政治学校计划在边疆建立8所分校，但并未实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重庆附近设立了国立边疆学校，主要招收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教育部主办的边疆教育，包括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等四类。教育部在西南诸省设立6所部直属的边疆师范学校，其中云南3所、贵州1所、西康2所；设立国立职业学校4所，其中四川、西康各2所；建立的国立边疆小学，主要有四川的木里小学、凉山小学、越巂小学等。（24）教育部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小学，属于实验和示范的性质，小学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兴办。社会教育主要由各校兼办，教育部酌情发给一些收音机、幻灯机等器材，并令各校组织巡回施教队与剧团，到边疆各地巡回宣传和施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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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上所述可知，1927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和边疆民族，在观念和做法方面，大体超越了之前的清朝和北洋政府，亦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对以后西南边疆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总结和回味之处。同时也应指出，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观念和所为，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国民政府曾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提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但确凿的事实却并非如此，由此反映了国民政府相关宣言和法律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蒋介石上台以后，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过是汉族的宗支，“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之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30）他否定中国各民族的客观存在，而代之以宗族一家的概念，实际上否定了国民政府关于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宣言，对少数民族应有权利的尊重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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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虽然提出团结中国各民族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但仍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的政策，以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以逐渐统一边疆地区语文，（31）均为达到建立汉化之中华民族的目的。倡导同化往往成为政府的强迫行为，如贵州省主席杨森在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三大运动，要求民众统一使用汉语，强迫苗族姑娘嫁给汉人，派人到苗寨剪去苗族妇女的头发与花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