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重读王莽:痴迷儒学的"新圣人".号称改革的"投机者" ...

遗落的发尾

王莽改制前的思想统一方法：托古
改制为何要“托古”：汉帝国上下官吏都深受儒家经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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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数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向政治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汉元帝虽然多才多艺，精通书法、音乐，会作曲、演奏乐器，但毫无政治才干。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经学家。朝廷上讨论大政方针，处理军国大事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只会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判断是非曲直，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汉成帝更加沉迷于经学，任用刘向整理儒家经典，就是突出表现。他一味按照儒家经典的教导来包装自己，仪容端庄，不左顾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气象，却不知如何执政。当大臣们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批评他作为
皇帝的“失德”时，尽管内心不以为然，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经学，诚恳地接受，以显示纳谏的雅量。
如此众多的人在经学中讨生活，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这就是所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与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持续不断的争论。
何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原先五经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特别标明“今文”的名称。
何谓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所谓古文，是指战国时代东方地区的文字，汉代已经不通行。这些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大体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为了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即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敬献这批“古文经”，希望把它们也列为太学的钦定教材。从事校勘古籍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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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改制：一场并非没有进步意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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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即民众因为祭祀、丧葬缺少费用时，可向五均司市师所属之钱府借贷，不付利息，但用于祭祀的借贷必须在十日内归还，用于丧葬的借贷必须在三个月内归还。凡欲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缺乏资金者，也可向钱府借贷，按其经营所得的利润收取利息，一年利息的收取不得超过其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
4、“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即开采金银铜及采捕龟贝的工商业者，要把产品及所得向司市钱府如实申报，由司市钱府以时收购，实行国家购买。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还“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实行制盐、冶铁、酿酒、铸钱的官府垄断经营，征收山林川泽渔采之税，进行官府商业买卖和高利贷经营等。
五均，加上官府垄断经营制盐、冶铁、酿酒、铸钱和征收山泽之税，合称为“六筦”。筦者，管也，指由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操控。王莽在谈到为什么实行六筦时，阐述了如下道理：“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昂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昂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理）之。”所述虽无理论创新，但简洁明了，切中要害。
客观地说，五均六筦政策有着合理的成分，有着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贫富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确有为普通民众利益着想和限制社会上层贵富集团剥削压迫太甚的考虑。这些政策有着明确的抑制兼并作用，通过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强力管制，把原先主要掌握于社会上层贵富集团手中的盐铁酒经营、山林川泽、商业贸易等利益，夺归国家掌握。王莽标榜实施这些政策以“齐众庶，抑并兼”，并非完全是官样文章。五均六筦政策若能有效实施，也能较好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但是，王莽推行五均六筦政策更为根本的目的，在于更多地搜刮攫取社会财富，以服务于王朝财政，不是真正地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推行。
正是因为这样的更为根本的目的，使五均六筦政策迅速变成了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搜刮政策——“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紝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征税可谓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甚为惊人。结果，“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不仅损害了社会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损害了社会上层贵富集团的利益，越来越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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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死前并未众叛亲离：知识分子追随到灭亡的最后一刻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奸臣”，王莽的所作所为一直被宣传为荒诞不羁，人民群众是揭竿而起，与地方豪族共同推翻了新朝。可是，事实真的如此么？地皇四年十月初一，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这种誓死相随的情形，在历史上其他王朝灭亡的时刻也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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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莽出身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王莽从小谦恭好学，生活俭朴，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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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时使用的钱币（来源：资料图）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于长的妾许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女靡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被杀死。王莽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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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政”与王莽身灭
当前，人们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对王莽的败亡，自古以来却是高度的一致，“复古说”、“逆流说”居绝对的主导地位。王莽新朝的政府体制及其职能（亦即新朝的统治模式）较之西汉末年未有根本的变化，汉末出现的社会危机是这一统治模式出现严重问题的集中反映；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从表象看是试图转型统治模式，然而，由于新莽政权建立的特殊性，在这种政权下大规模的制礼作乐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统治危机，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新政”不是王莽政权败亡的必然原因，王莽只是西汉末年地主阶级腐朽政权的殉葬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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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末的社会危机
西汉末年，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宣帝以后，西汉国运开始衰落。元帝沉溺于声色，奢靡无度，成帝刘骜治国无能，荒淫有术，哀帝则癖爱男色董贤，赏赐动辄千万，董贤死，家财竟达四十三万万钱。王船山感慨地说“夫失天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为之”④。公卿贵戚、官僚贵族也竞相淫侈，贪赃枉法，吏治混乱之极。元帝初即位，匡衡就上奏说：“今天下俗财好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①成帝时，王氏家族更是权倾朝野，声威显赫，把持朝廷要职，作威作福。“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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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哀帝时佞臣董贤，靠着皇帝的宠幸，极尽腐化堕落，“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③。西汉地主阶级的腐化，吏治混乱由此可见一斑。至此西汉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尽失人心，王朝大厦的根基已经动摇，行将倾覆。农民的奴化流亡也相当严重。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必然建立在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之上。一般说来，统治阶级越富有，被统治阶级越贫困，他们之间成反比关系。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与土地兼并现象相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失去土地后的农民，要么流亡、要么沦为奴婢、要么成为佃农，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必然规律。成帝时“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④。哀帝年间更是出现了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悲惨局面⑤。西汉末年，加之自然灾害较多，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危及西汉统治秩序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成帝阳朔二年，“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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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哀帝建平三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⑦。破产流亡的农民究竟有多少，难以准确统计。但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赈济和安置，就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从而对西汉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广大的贫民问题，流民问题，当然是政治上的最严重，最根本的巨大问题，也即是政治上所应首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