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重读王莽:痴迷儒学的"新圣人".号称改革的"投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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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王莽身上的骂名史不绝书，尤其是白居易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语道尽了后人对他的评语。虽然在这漫天讨伐声中也有微弱的几个声音，似乎想从公允的角度去评价王莽，但这些声音多是出于感情因素，实在缺乏足够的论证。但是，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王莽真的是“伪君子”和“空想主义改革家”么？如果换一个人在王莽的位置上，会不会比他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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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详细说说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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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权力之路：干的好不如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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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同母弟王曼的儿子。当王莽于公元前45年降生的时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经做了四年皇后。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去，他的儿子汉成帝刘骜继帝位，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由此，汉朝的政权开始被王氏家族掌握，奠定了王莽日后代汉立新的基础。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王氏外戚集团的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此期间王太后的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和侄儿王莽相继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氏家族有十人封侯。他们左右皇帝，牢牢地控制了汉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汉成帝即位不久，因赏识刘歆渊博的学识与才华，决定任命他做中常侍，但因事先未征求王家兄弟的同意而被迫作罢。还有，成帝即位数年没有子嗣，因而特别亲近其庶母弟定陶恭王，希望他长留京师，学习做皇帝的经验和礼仪，以便将来做皇位的继承人。但在王氏兄弟的胁迫下，成帝只得让定陶王返回他的封地，兄弟“相对涕泣而诀”。事实上，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刘氏王朝也就在实质上变成了王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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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孝元皇后王政君的兄弟们居位辅政、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时，唯独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没有得到什么荣宠。因此，少年时代的王莽，较之他的伯、叔父和兄弟辈争夺统治权势的条件就差得多。但是，王莽“倾其诸父”，成了王氏宗族中代汉的唯一人选，显然与王莽本人有着异乎寻常的机智与手段是分不开的。王莽十三岁的时候，他的伯父王凤已做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宗族中封侯获爵者已经十余人。这时，他的同宗兄弟皆“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见《汉书·元后传》。，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莽却没有同流合污。他摈弃声色，拜当时的名儒、沛郡陈参做老师，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同时更小心翼翼地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王凤生病时，王莽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莽的殷勤博得了王凤的好感，所以王凤在临死时还嘱托元后和汉成帝授王莽官职。就在这一年，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名、利、权三者曾是统治阶层中各种代表人物拼命追求的对象。王莽懂得名权利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有名就有利，名利又可转化为权，有了权又可以猎取更大的名和更多的利。为此，王莽外交儒学名士、内事诸父的做法，使他在宦途上稳步前进。公元前16年，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户邑以封王莽。恰在此时京都的一些儒学名士也纷呈成帝对王莽大加赞扬。于是汉成帝便在这一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晋官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便成为经常在皇帝左右、颇有影响和权力的大臣。这次升迁，对王莽说来，不过是他政治生涯中向前迈进的一个阶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这正是进一步求名的好机会。因此，他“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见《汉书·王莽传》。所以，朝中的王家党徒纷纷向成帝上书，推荐王莽“才可大用”，在野的那些儒学名士也一齐鼓噪，吹捧王莽的德行为“世之楷模”。
在声誉日隆的情况下，王莽更时常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行”。王莽的哥哥王永早逝，遗下一个儿子王光。王莽让王光拜一位儒学博士为师，登门求学。他也亲自跑到这位博士家里，送上酒肉，连王光的同学也一齐招待。这自然使那些学生和家长产生由衷的敬畏和感激。王光的年纪小于王莽的长子王宇，王莽使其二人同日娶妻。在宾客盈门、觥筹交错的筵席上，有侍者告诉王莽他的母亲服药的时候到了，王莽于是数次离席到后堂服侍其母用药。借着这些宾客之口，王莽大孝的美名便不胫而走了。
王莽的声誉与日俱增，大司马大将军的官位也一天天地向他靠近。当时对这个要缺与他竞争最炽的是王莽的姑表兄弟淳于长。此人是元太后王政君姐姐的儿子。他的贵幸，不仅因他是皇太后的外甥，而且更因为他同王莽一样工于心计，是与王莽在同一条路子上攀龙附凤的人物。少年时代，他与王莽一样首先做了黄门郎。在王凤病重时，他与王莽一起在旁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在王凤临死时，他与王莽一样是被推荐给皇太后和汉成帝要求授官的。王凤死后，他被任为校尉诸曹，不久迁水衡都尉侍中，再任卫尉，成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官位和权势超过了当时的王莽。后来，汉成帝要立他宠爱的妃子赵飞燕为皇后，元太后王政君因嫌赵氏出身卑微没有答应。淳于长看到这是获取晋身之阶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他的姨妈元后面前反复为赵飞燕说项。一年之后，元后终于答应了立赵妃为皇后。对此，汉成帝对淳于长十分感激，立即赐爵关内侯作为酬赏。不久，再封定陵侯。从此淳于长更是洋洋自得，肆无忌惮。他不仅娶寡居的侯夫人许孊为妾，而且还暗中与许后私通。淳于长的上述阴私，王莽在王政君太后面前一一告发，并将淳于长的骄逸之状着实渲染了一番。这样一来，淳于长不仅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连卫尉的官职也丢掉了。他被罚到自己的封地上去过囚徒式的生活。淳于长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对他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大行贿赂，央求他为自己说情，以便成帝收回成命。谁知这一活动又被成帝发觉了。在王莽的积极参与下，淳于长终于落得“罪至大逆”、毙死狱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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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莽仕途的启示：一个有能力的“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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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代汉：一场支持率高达95%的皇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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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武帝接受儒学“受命”学说：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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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孙弘的回答看，他说：“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屮（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对此，武帝似乎还感到有些欠缺，故没有直接表态。最终还是在董仲舒对他的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解答后，尤其运用《公羊》学提出，汉家乃“天命”所归，“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武帝才完全肯定了这一理论的内容与观点。例如元朔七年，武帝“幸雍祠五畴，获白麟”，因终军以为“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武帝便“由是改元为元狩”。另外像元鼎、元封等年号的制定，也都是如此。以后，在汉王朝的大力倡导和许多儒生的阐释下，这种“受命”说便成为论证汉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
根据董仲舒的论述，汉代的“受命”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如董仲舒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室，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这方面的内容还包括怎样才能成为“奉天”而王的“受命”者。董仲舒的解释和辕固所说的“天下之心皆归汤武”几乎如出一辙，就是要“积善垒德”行仁政。
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政，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至于“灾异”所产生的原因，董仲舒则通过对比，认为是“废德教而任刑罚”。他说：“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垒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除了以上所说，为表示“应天”，董仲舒的“受命”理论还包括定正朔、制礼乐、改法律、易服色、行封禅（告成）、祭天地、任贤臣、退奸佞、宽减刑罚、轻徭薄赋等内容。可以说，它已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虽然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以后还存在分歧，但是总的来看，各家所说也大多不出这些内容之外。
对这种“受命”理论，现在一般都把它称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恐怕不确。关键即在于：它实际还是要注重“人事”，只不过披着神学的外衣、比较隐蔽而已。表面上看，汉代“受命”论都强调“天”对“君”的制约功能，似乎也就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可是它断然申明，无论其所谓“祥瑞”还是“灾异”，始终要取决于“君”的作为，即说明强调并发挥“君”的主动性才是“受命”论的真谛，也才是它借以提出政治主张的基础。正如贾谊所言：“受天之福者，天不功也；被天之灾，则无怨天矣。行自为取之也。”谷永也说：“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
还要说明的是，对汉代“受命”理论的研究，目前往往都侧重于“灾异”方面，而对于“祥瑞”或“符瑞”方面的问题，则不是斥之为“迷信”，就是完全视为“虚妄”，这显然是欠妥的。实际上，汉代“祥瑞”学说乃是“受命”理论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它与“灾异”理论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而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别的不说，就是仅从徐天麟《两汉会要》所列举的种种“符瑞”看，由于它们往往皆与汉代的一些重大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必须重视“祥瑞”理论的研究。即以其所谓“凤凰”说，清人赵翼就曾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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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承尧之阼，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阼，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能屈起在此位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逐于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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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也标志着经学推崇的“汤武**”学说已经为朝野上下所认同。《周易·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G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它不仅成为汉代乃至后世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而且宣告了像秦始皇、汉高祖那样痴心梦想——“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的终结。从汉代和以后的朝代看，不管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任何王朝都不得不承认改朝换代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正如毛主席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只不过其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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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卷七五《眭弘传》记载，就在昭帝刚刚继位后，眭弘即公开宣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成帝时，刘向也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而哀帝时，夏贺良等人所搞的“再受命”，则直接表明了汉王朝对于这种潜在危险的恐惧。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一个新的王朝依据“受命”理论采用某些形式取代旧王朝后，它又会被以后的王朝以同样的理论和形式所取代。例如对王莽的所谓“禅让”，顾颉刚先生便精辟总结说：“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上，凡是换朝代而出于同民族的，便没有不依照这个成例，行禅让的典礼的。……王莽固然不久失败，但这‘心法’是长期传下去了，直到袁世凯的筹安会还是如此。”
同时，也正如景帝所担忧的那样，这种“受命”理论也确曾为野心家提供了便利。史载王莽代汉，就是借用了所谓“符命”的形式，以至于汉家史官也不得不说他是“余分润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又如，在东汉末年，一些军阀，如袁绍、袁术、刘焉、公孙瓒等，他们也都以所谓“符命”而自立。而且，当阶级矛盾激化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许多农民起义领袖也依据“受命”理论来说明其造反的合理。如黄巾起义，便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而这些则更是董仲舒和汉武帝等所始料不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固然为维护统治发挥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用，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时刻感到惊恐而又无可奈何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