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两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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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迁走的亡国贵族得到了优厚待遇，对于留在当地的普通民众，楚国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不干涉政策，允许他们继续维持本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个人财富等，总之，几乎所有的传统都可以保留下去。我举个例子，鲁国在前256年被楚国所灭，前202年，50多年过去了，刘邦打败项羽后来到鲁地，看到的景象仍然是“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当地人的生活除了上层统治阶级换了一批人以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刘邦是楚人，我估计他后来实行的‘无为而治’政策就是从楚国的政策中得到了灵感。

　　由于怀柔和不干涉政策，楚国和被征服国家的上层贵族和下层平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大大的减轻，这对楚国非常重要，因为被征服国家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加起来，在楚国内部占有相当大比例，不这样做国家长期的内部统一和安定很难得到保证。但是，这些政策长期执行下来也有一个负作用，随着被楚国灭掉的国家越来越多，各地的贵族人数也积累的越来越多，他们不断繁衍生息，壮大家族，而且互相拉帮结派，把持权力，势力越来越强大，威胁到楚国中央的统一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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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政府的应对方法，是加强王室贵族阶层的权力，和地方上的异姓贵族阶层相抗衡，防止异姓贵族的权力过分膨胀。我们看到的具体做法，是把中央政府中关键性的重要职位，都交由王室贵族来掌握。比如，楚国地位最高，相当于其他国家丞相的官职-令尹，一般都是由楚王的亲生儿子来担任的。结果，楚国的中央政府看起来很象一个家族政权。


众所周知，楚国是各国当中最早实行县制的国家。为什么楚国会首先想到实行县制呢？因为它几乎不停歇的在北方边境线上和其他国家展开战争，为了应付常年的对外战争，还有日常防御的需要，楚国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必须部署在北方边境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通常离都城，离中央政府的距离较远。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官员职位和其他地方一样，控制在世袭的贵族大家庭手里，那这些贵族会拥有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实力，很快就会形成对中央政府的现实威胁。


楚国设置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军力强大的边境地区拥兵自立，脱离中央控制的情况。按照规定，县大多设在重兵集结，比较富裕的北方边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单位。县的最高长官叫做县公，这个明显有很大权力的职位，由楚王直接任命，而且可以被楚王随时免职和更换。在实际操作当中被任命为县公的人选，通常都是和楚王血缘关系比较近，得到他信任的王室贵族成员。


县的设立，导致一些重要边境地区被楚国王族直接掌控，不仅遏制住了当地的反叛和离心倾向，而且反过来把这些地区变成了王族的权力基地。再加上中央政府中的权力，王族就可以匹敌甚至压倒异姓贵族扎根在各地的庞大势力，维持住自己的优越地位。


简单的说，楚国的办法就是通过扶持王室贵族来制衡异姓贵族。两方都是贵族，所以长期下来，楚国的贵族势力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积重难反。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个保守，自私，没前途的办法，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它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不能完全否定。楚国的中央政权一直都没有被异姓贵族推翻，这一点至少比三家分晋的晋国，田氏代齐的齐国要强。早在战国初期，统治晋国的姬姓家族就被韩，赵，魏三家取代，统治齐国的姜姓家族被田氏取代，比起他们，楚国王族的命运显然要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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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郡县是新形式的行政单位，那么为什么楚国不象后世那样，为了预防贵族势力坐大，用职业官僚来管理郡县呢?因为春秋时期官僚阶层还没有出现。官僚作为行政官员，他们至少应该有熟练阅读公文的能力，中国的文字很复杂，比较难学，要达到熟练阅读公文的程度必须先接受相当一段时间的专门教育，这笔教育费用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的起的。春秋时期在贵族之外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基本上只有贵族能够担任官员。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我们看到一些非贵族出身的人被任用，比如齐国的管仲，但他们只是个别的官僚，人数极少，还称不上一个官僚阶层。


春秋后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始在平民阶层中推广教育，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文化的局面，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出现的标志。孔子之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出身平民的人接受过足够教育，这样，国君就可以从他们当中选拔出各级官员，构成一个官僚阶层。


中国的第一个主要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很大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要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是战国初期魏文侯统治下的魏国。在那之前的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级政府官员们大多数都是由本身就是贵族的人担任的，即使时间最接近的亚述和波斯帝国也没有脱离这个基本模式，和前面所讲楚国的情形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从魏文侯时期开始，贵族掌权的局面才开始被颠倒过来。在魏文侯的政府当中，平民出身的官僚人数和他们掌握的权力明显超过了贵族的人数和他们手里的权力。


既然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贵族官员无足轻重，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魏文侯进行的制度改革，其意义无疑极其巨大，不容低估。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魏文侯时期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当时中国受过教育的平民人数还不够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设了河西学派，利用国家的力量普及教育，用儒家书籍做教材，培养后备官员，河西学派中毕业的学员，加上从其他途径受教育的平民中选拔的官员，足以填补魏国各级政府部门的空缺，排挤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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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势力从来不会自动退出权力舞台，魏文侯还在位的时候贵族阶层和平民出身的官僚之间的冲突就已经表现出来。有一次，镇守中山的太子击（后来的魏武侯）回国述职，在朝歌遇到儒家学者田子方，由于魏文侯非常敬重田子方，太子也避让于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敬礼。田子方乘于车上，傲然而过，不予答礼。子击对此十分气愤，大声说：“是富贵者有资格傲慢看不起人，还是贫贱者有资格傲慢看不起人?”言下之意：你田子方不过是个贫贱者而已。


田子方回答说：“真正有资格可以傲慢看不起人的，只能是贫贱者。富贵者怎么敢傲然待人呢?一国之君如果傲然待人，就会失去人心，国家必定不保；大夫如傲然待人，就会失去支持，引起家臣作乱，导致祖业毁弃。这方面的例子已比比皆是。反观贫贱者，无家无业，四海飘泊，言语不见用，处境不合心，就可一走了之，如脱鞋一样。贫贱者难道还怕失去贫贱不成?”


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是田子方的无礼所引起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他们说的话，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冲突来源于各自迥然不同的出身，这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矛盾冲突，只要太子还秉持着传统观念，认为贫贱者也就是平民官僚的地位理所应当的居于富贵者，也就是贵族之下，双方的关系就不可能调和。贵族阶层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的看着自己地位下降，利益被剥夺，他们心中早就充满着怨愤。魏文侯在位的几十年里，隐藏着的深层次矛盾冲突一直都存在，这件事不过是偶尔浮出水面，让外人可以直接看到的矛盾而已。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站在贵族这一边，平民官僚的前景不妙。确实，魏武侯即位以后，从儒学教育中选拔出来的平民官僚开始一个个被排挤走，贵族出身的公孙座坐上了丞相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20多年（前387-361年），直到魏惠王初期，那个时候他的辈分比魏惠王要高，所以改称公叔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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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任用的重要官员中，贵族们唯一想留下的人是吴起，但是他们有个条件，吴起需要娶魏武侯的一个女儿为妻，用联姻的方式加入贵族家庭。吴起拒绝了这个条件，所以他也只好离开魏国。


后来，吴起来到楚国推行魏国式的变法，在这里他同样遇到贵族势力的阻挡。魏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家，贵族的根基还不够深，所以，魏文侯可以找一批人来代替他们，然后依靠这批人推行各种变法措施。比起魏国，楚国的贵族根基更为牢固，影响更为广泛，他们几乎把持着国家所有的权力。在楚国，支持吴起的人只有一个楚王，推行变法措施的时候他不得不依靠各级贵族官员，而这些变法措施实际上却是违背贵族利益的，当然吴起不可避免的遭到最终失败，同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魏文侯的官僚制度改革的成果，是否完全在贵族集团势力的反扑中丧失了呢？还不至于。因为魏文侯去世时，各级政府部门里已经到处充斥着大量平民官僚，要把他们全部清洗掉打击面太广泛，很可能会引起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和混乱，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一代价是魏国付不起的。贵族们重新回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能做到的只是尽量掌握一些最重要，最关键的权力岗位，操控国家的大政方针，完全逆转魏文侯的改革方向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还有一个因素也制约着贵族膨胀的野心，那就是他们重新掌权后表现出来的政绩，实在是不怎么好。从三家分晋，魏国建国以来，它一直都发展的比较顺利，威风八面，号称天下第一强国。公叔座在前387年当上丞相，这个时候魏文侯时期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已经被赶走，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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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83-380年，发生刚平之战，魏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遭遇重大挫折和损失，并且战后魏国丢失了整个中山国的大片领土，这场战争也标志着魏国领导的三晋联盟内部矛盾开始恶化。作为魏国权力最大官员的公叔座，想来他应该为军事和外交失利负上一些责任。


魏武侯在继承人问题上做了一个诡异的安排，他不设立太子，并且让两个儿子的权力和地位一样高，这是一个潜藏着危机的安排。前370年，魏武侯逝世，他的两个儿子公仲缓和公子莹争夺君位，互不相让，魏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赵、韩两国乘机举兵干涉，控制了大局。赵国企图杀死公子莹，割取一些魏国土地；而韩国企图把魏国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由赵、韩控制。两国意见不一，产生冲突，韩国独自退兵，公子莹得以喘过气来，打败赵国和公仲缓的军队，内乱延续一年后，他继立为国君，就是魏惠王。公叔座身为魏国最高官员，前朝重臣，同时又是国君的近亲，他既没有规劝魏武侯，把内乱消弭于萌芽之中，又不能在内乱发生后尽量减少其危害，在这场如果不是运气好，魏国有可能会亡国的灾祸过程中，没看到他发挥什么有益作用。


前366年，韩魏联军在洛阴被秦献公派出的秦军打败。


前364年，秦军突入河东，在离安邑不远的石门地区击败魏军，斩首六万，这是魏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场战役中损失这样大数量的军队。赵国跑来援助，和魏军一起让秦国退兵。


前363年，秦军进攻少梁，魏军和赵军一起击退秦军。


前362年，三晋内部突然爆发战争，公叔座亲自率领魏军击败韩、赵联军。公叔座在庆功仪式上对魏惠王说，魏军的胜利不是自己指挥水平高造成的，应该归功于吴起当初训练的好。在连串失败后，稍微转运的公叔座不敢居功，他开始公开改变对吴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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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公叔座突然表扬吴起出人意料。原因在于，石门战败后，魏惠王对公叔座已经非常不满。为了挽回魏国的国际声誉和自己的声誉，证明自己不是无能之辈，公叔座决定亲自上前线去指挥军队作战。接下来的战斗对魏国，对公叔座都非常重要，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正名之战，公叔座又身为魏国丞相，我们可以进行推测，他亲自指挥的这只部队应该是魏国当时能够调集的最强大，最精锐的一只主力部队，而魏国最精锐的一只部队里理所应当包括魏武卒。后来公叔座又说过，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吴起训练的好，吴起已经走了20多年了，哪只部队还能让人强调是他训练的呢？魏武卒。所以，九成的可能性，公叔座率领的是一只包括魏武卒在内的魏国精锐主力部队。手里有了这样强大的军队后，公叔座果然取得一举击败韩、赵联军的战果。进行战役总结的时候，公叔座不把胜利归功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吴起，他的这句话很谦虚，但同时也让人觉得未免有些缺乏底气和自信。


后面的事实证明，他的谦虚和不自信是有道理的。就在这一年，秦献公发现三晋国家又闹翻了，他马上派出秦军，再次进攻少梁，公叔座率领他刚刚取胜，士气已经恢复的军队迎战，结果，魏军完全失败，公叔座自己也被生擒活捉，成为魏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敌军俘虏的丞相，有可能也是到当时为止战国七雄各国中第一个被俘虏的丞相，至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丞相比公叔座更早被俘的事例。


秦献公流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得到公叔座的善待，所以没过多久公叔座被放了回来，但是魏国声誉的损失却没法挽回了。这边刚发生魏国被秦国打的大败的事情，那边周王就开始兴高采烈的去给秦国庆功，他尽其所能的褒奖秦国，还封秦献公为霸主。周现在只是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它都敢公开的幸灾乐祸，在天下人面前给‘第一强国’蹬鼻子上脸，可见魏国这次惨败造成了多么不利的影响。


魏国有没有因此强硬的报复周呢?报复不了秦国难道还报复不了周国吗？没有。魏国接下来的反应是，把都城从靠近秦国的安邑迁徙到远离秦国的大梁。结果魏国遭到嘲笑，在敌人看来，魏国这是害怕秦国，怕到要灰头土脸的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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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公离开魏国回秦国的时候承诺过，只要魏武侯还活着，他就不会攻打魏国。魏国是公认的第一强国，秦国则一贯被认为是个弱国，所以秦献公这一隐含着威胁的承诺当时没几个人在意。等到魏武侯去世，魏惠王上台后，秦献公就象他说的那样开始发起对魏国的攻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国的表现就好象它完全不是秦国的对手。加上赵国才能堪堪挡住秦国，没有赵国的帮助它就会被打的大败，一系列战争下来，结果和人们的预期正好相反。


　　其中，丞相公叔座在应对秦国攻势期间采取的措施，显得手忙脚乱，毫无章法，最后是连遭惨败。即使是他击败韩、赵联军的那一场胜仗，也是值得商榷的。来自秦国的外部威胁还没有消除的时候，他就选择和韩、赵两国开战，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而且赵国刚刚大力援助过魏国，这种做法也不仗义。魏惠王即位以来，三晋关系一度好转，在洛阴韩魏联军协同对付秦国，还有赵国积极出兵帮助魏国摆脱困局，都说明韩、赵两国在魏国新君上任后，有重修于好，巩固三晋联盟的意图。但是公叔座突然向他们开战，再次对彼此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破坏，此后八年，魏国一意孤行的行为终于引发桂陵之战。


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级官员，战国时代的丞相权力是很大的。不过，权力大责任应该也大。如果说魏国建国以来的几十年，是国力不断发展壮大，蒸蒸日上的阶段。到公叔座做丞相的26年，魏国则明显进入了一个国力不断衰落，每况愈下的阶段，前361年迁都大梁到达了衰落的顶点。这26年，对外战争方面，魏国遭到不少大败，而且有越往后越频繁的被打败的趋势。外交方面，魏国的两个盟友离心离德，三晋联盟逐渐解体。内政方面，公叔座没能防止因为权力斗争引起的内乱，甚至也没能想出办法减轻内乱的严重程度。


公叔座接手的魏国有着第一强国的底子，应该说起初他手里握着的是一副好牌，却被打出这么烂的结果，显然他的技术比较糟糕。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老臣，长辈，魏惠王要照顾他的面子，他早应该被撤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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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魏惠王刚即位的时候，他还想延续以前的政策，重用贵族阶层中的人物，公叔座也可以继续做他的丞相，但是在和秦国的战争中，特别是石门之战的失败，魏惠王对公叔座感到非常失望，而且魏惠王也给了公叔座足够的机会去弥补失误，证明自己，他把包括魏武卒在内的，魏国能够抽调的一只最强大主力部队交给公叔座指挥。结果，公叔座让魏惠王更加失望，不仅仍然被秦国打的大败，连公叔座自己都被敌人抓走。


公叔座不断的刷新着魏国耻辱性的战败记录，他的总体表现已经不能用差劲来形容了，应该说是很差，极其差。魏惠王认识到，魏武侯在魏文侯时期就经常领兵四处出征，他打仗有一套。魏武侯时期魏国在战场上表现不会太丢脸。但是没有魏武侯的指导，单凭公叔座自己，魏国是经不住考验的。作为贵族阶层推举出来的政治代表，他的执政成绩单是如此之差，连带着魏惠王对整个贵族阶层的评价都降低了，开始认为养尊处优的贵族们都缺乏实际能力。公叔座死后，魏惠王的用人原则改成重能力不重出身（当然，这些人的真正能力有多大取决于魏惠王的眼光），被他先后提拔和重用的官员庞涓，龙贾，惠施，公孙衍等，身份五花八门，来源各异，都不是从贵族阶层里选出来的。虽然魏惠王内心深处最信任的人一直都是贵族，但是此后他只信任贵族的忠诚，不再信任他们的能力，比如，他派太子申到庞涓手下做监军，还有可能的公子昂到龙贾手下做监军，他们负责的都是监视和辅佐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的是忠诚，不需要多少能力。


后来，魏惠王还是遭到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失败，是否说明他改变了的用人政策是无效的呢？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由于魏惠王野心太大，自信过度，魏国首先发起攻击，想一举吞并赵国和韩国而挑起，在周边国家的四面围攻中寡不敌众，最终失败，这样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战争中魏国也获得过一些局部胜利，比如攻占邯郸，联合韩国在襄陵击败齐国，在固阳反攻秦国，逼着秦孝公签定城下之盟等，还是展现出了一些令人忌惮的强国风范。秦献公的攻势是秦国主动发起，公叔座只需要在国内进行防御，而且只需要在西线防御一个国家的进攻就行了，这种情况下魏国竟然需要赵国的帮助才能守住前线，没有赵国帮助，单挑的时候就连遭大败，这已经不象是一个强国的表现了，更象是一个秦国可以独自轻松欺负的弱国，这时的魏国离‘第一强国’的称号显得非常遥远。


如果说魏惠王有中等的能力，公叔座的能力只能说是下等，中等能力的魏惠王越来越看不起下等能力的公叔座。临死前，公叔座还想推荐一个他所认为的人才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能够重用，无须多想，我们也知道魏惠王接纳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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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叔座临死前会特意推荐商鞅？这个要从商鞅的出身谈起。


关于商鞅的出身和早期经历，‘史记．商鞅列传’中只有两句话的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商君，是姬妾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公孙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做了中庶子。”


我们后人通常叫做商鞅的这个人，实际上，他的有生之年里一直都被人叫做公孙鞅。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被封到商这个地方，他才开始拥有商君的封号，在他死之后，人们渐渐的，习惯性的把他称为商鞅。商鞅生前准确的名字是公孙鞅，这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但在历史研究中却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商鞅身上的贵族血统。请注意，公孙鞅不同于公孙衍，公孙衍也有贵族血统，但他和国君之间的血缘关系隔的很遥远，八竿子打不着。公孙鞅则不同，他是卫国人，卫国这个国家非常小，只包括濮阳城和周围的一些地区，这么小的国家养不活一大批生活优裕，又从来不参加生产的贵族群体。所以，卫国能够被叫做‘公孙’，‘公子’，‘公叔’的人，都是和国君血缘关系很密切的近亲，卫国只能供养国君身边的这一小撮贵族。而且，商鞅是一个姬妾所生的庶子，这些描述说明他的出生不是一般的家庭，是一个有姬妾，严格区分嫡子，庶子的高级贵族家庭。


商鞅不是正妻生的嫡子，而是姬妾生的庶子，没有继承贵族爵位的权力，所以他离开本国的小地方，来到魏国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血统而言，商鞅绝对是个正二八经，而且阶别很高的贵族，他的出身和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属于大贵族的韩非如出一辙。搞清楚商鞅的身份，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商鞅和魏国的大贵族，公叔座，公子昂这些人成天混在一起，关系这么好，以至于公叔座临死都要推荐他？因为他们出身和经历相似，拥有众多共同语言。


还有，商鞅受到的教育是怎么来的？面见秦孝公的时候，他前面提供的是帝道，王道，霸道三个政治方案，最后说的才是自己想出来的所谓‘强国之道’。这说明商鞅对帝道，王道，霸道这些学说也是很熟悉的，他受过很多教育，知识很广泛。在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很难找到这么多书来读，但是我们从未听说商鞅有出外寻师求学的经历。知道他是贵族之后这个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