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两大难题

万事皆悲y

一到秦国，商鞅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去揣摩和迎合秦孝公的心思，他对秦孝公永远都是服从和恭顺，没有一丝一毫的违逆，这些都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鞅在老家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卫国国君身边，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商鞅一生都在贵族圈子里活动，缺乏和人民大众接触的机会。所以，他总给人一种不把民众放在眼里的感觉，制定政策的时候经常无视民众呼声，罔顾民众利益，这些政策推行开来当然会让广大民众觉得不适应，不方便，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情况。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商鞅是贵族阶级的一份子，那他在秦国打击贵族，惩罚公子虔，公孙贾，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吗？首先要说明的是，任何人最看重的始终都是自己的利益。当商鞅身处魏和秦两个不同国家的时候，他的利益条件发生了变化。


根据历史记载推测，商鞅在魏国的同一时期，他的母国卫国是隶属于魏国的一个附庸小国。刚平之战和桂陵之战的导火索，都是赵国入侵卫国，魏国以保护卫国的名义加入战争，然后和赵国展开大战。魏武侯末年的前372年，因为同样原因魏国还另外和赵国打过一仗。从刚平之战到桂陵之战，也就是前383年-前353年的这30年期间，魏国为了保护卫国至少打过三仗，付出不小代价，所以，卫国当时应该是依附于魏国的。直到桂陵之战时魏国被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打败后，卫国才转投齐国，不再做魏国附庸国。商鞅来到魏国时，他的身份是站在魏国一边的附庸国高级贵族，在两国关系友好的背景下，商鞅的身份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既可以帮助他和魏国高层说上话，也可以帮助他逐渐融入魏国本国的贵族阶层。 公叔座是一个坚定的贵族利益维护者，他不仅注意扶持本国贵族，还一贯的热情帮助来到魏国的外国贵族。秦献公在魏国流亡的将近30年时间里，公叔座曾经和他交往过，后来公叔座在战争中被秦国打败成为俘虏，秦献公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下令把他给放了。看来公叔座当初给秦献公的待遇相当优厚，秦献公过了很久以后都还铭记在心。公叔座去世前，商鞅也受到他的庇护，在公叔座身边谋得一个职位，商鞅平时的日子过的不错，和其他魏国贵族交往也很方便。公叔座是魏国贵族阶层的代表，他对商鞅这么好，不停地帮助商鞅，给他机会，商鞅当然会毫不犹豫的加入魏国贵族阶层组成的政治派别，把自己的利益和这个阶层的利益绑在一起。


等商鞅来到秦国，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和魏国完全不同，秦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派别，它以是否为贵族出身作标准来划分敌我，也没有类似公叔座的，喜欢给予外来贵族特殊照顾的高官。在秦国人的心目中，卫国只是一个印象模糊的远方小国，和自己从来就毫无瓜葛。商鞅孤家寡人来到秦国，他的卫国贵族身份对秦国贵族来说不存在具体可见的作用和意义，甚至这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身份。商鞅缺乏渠道和秦国贵族经常保持接触，建立交情，融入贵族阶层，就象在魏国一样。秦国贵族获得再大的利益，都没人会想到分一点点给商鞅。是秦孝公独自作出决定，把初来乍到的商鞅破格提拔到高位，是秦孝公满足了商鞅的个人利益要求，所以，在这里，商鞅只能选择忠诚于秦孝公。再说，国君也是贵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地位最高的贵族，帮助最高贵族打击低一级贵族，这个并不违背商鞅一向的思想和作风。


公叔座一死，商鞅失去了他的庇护人，而且魏惠王没有兴趣采纳公叔座的临终推荐，这很清楚的表明魏惠王不欣赏商鞅，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已经没有了发展前途，所以他决定离开魏国，单身一个人去秦国。他的行踪离母国越来越远，到达的地方也越来越陌生。他为什么去秦国？因为他听说了秦孝公的求贤令，而且他知道秦国已经崛起强大起来，连他的庇护人公叔座都被秦国俘虏了，去秦国有发展空间。


魏惠王几乎没有思考，就拒绝了公叔座对商鞅的举荐，这对商鞅是个不小的打击。魏惠王这样做是因为他心里有两个问题，一，公叔座自己都没有能力，他能判断出别人是否有能力吗？而且他还判断出了这个人的能力特别高，这就更不可信了。二，商鞅和公叔座，和公叔座周围的魏国贵族关系良好，他属于贵族政治派别的内部成员，公叔座举荐他到底是出于公心为国举贤呢？还是出于私心，想继续维持贵族掌权的局面？这两个符合人之常情的问题，显然是公叔座难以回答的。商鞅只是中庶子，职位很低，魏惠王以前未必了解他，但仅因为这两个问题，魏惠王就有
足够理由否定掉公叔座重用商鞅的建议。

转过头来魏惠王就对旁人说，公叔座是不是老糊涂了，居然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商鞅吹的那么高。其实，公叔座使出这种匪夷所思的招数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知道，魏惠王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帮贵族很熟悉，对他们的能力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不大可能重用这些人。只有商鞅，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出来的贵族，他的身份还不够资格受到魏惠王的频繁关注。商鞅以前没做过什么事情，没人知道他是否真有能力。万一商鞅行呢？魏惠王抱着试试的态度任用他之后，却发现效果不错，对贵族阶层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公叔座这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临死他还为了保护贵族利益进行最后一搏。


可惜魏惠王根本就不接这个球，鉴于公叔座在最近一系列战斗中的表现，我估计无论公叔座推荐谁，魏惠王都会毫不犹豫的否决。魏惠王下面准备重用的，都是些非贵族出身，和公叔座无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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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公叔座死后，魏国贵族再度失去对政治大权的掌控，但这一次取代贵族的却也不再是以前的儒家官员。庞涓应该算是兵家，惠施属于名家，公孙衍一般被认为是纵横家。魏惠王不象魏文侯一样信儒家思想，他用人完全是根据能力，魏惠王觉得某个人有能力就会重用他，不管他出自诸子百家中的哪个派别。这不仅仅是魏惠王的个人风格，当时的各国君主做法都差不多，都实行实用主义的用人原则。之所以出现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学术大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学术中心地点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思想界氛围有了哪些具体变化。战国前期，全天下最有名的学术中心是魏国的河西学派，这是儒家独大的地方，但是到了战国中期和后期，学术中心迁移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这里是各家各派互相辩论争鸣，难分上下的地方。虽然儒家仍然是显学之一，但其他思想学派纷纷崛起，和儒家抗衡，从总体而言削弱了儒家在思想界的影响力。平民出身的士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特殊见解和爱好，决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君主从士人阶层里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有了多种不同选项。


思想界的局面从儒家独大变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肯定是件好事。培养人才的渠道趋于多样化，大多数君主也觉得是件好事，他们选择起来更方便了。但是，如果我们纯粹就取代旧贵族的权力而言，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件好事。魏文侯时期，通过西河学派这一固定的后备官员培养基地，儒生们源源不断地进入各级政府，人数众多。而且他们都是从儒家学派中选出来的，有着相同的信仰，在政治上目标一致，比较团结，所以，他们可以长期，有效，稳定的和贵族集团进行对抗。 现在，任用的人才来自各家各派，这些人用多了，政府里会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政见，他们彼此争论不休，难以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拧成一股绳与贵族对抗。人用少了，他们又无法和贵族阶层的集体力量相匹敌。另外，人才选拔没有固定的，可靠的渠道，完全依赖君主的个人眼光，有些君主看人眼光好，可以选拔出一批正确的人才，比如秦惠王，遇到有些眼光不那么好的君主，他就经常会选拔出错误的人，比如齐缗王，他把苏秦任命为齐国丞相，这个苏秦实际上是燕国派来的间谍。


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战国最早期的魏国实行的官僚制度最为‘先进’，反倒是发展到中，后期，各国制度变的比较落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有着最纯粹的，最靠近现代国家的文官官僚制度，贵族当官的情况非常罕见。魏文侯在位50年，史书中所记载他重用的贵族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魏成子。这个魏成子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奉为老师。’魏成子一块封地都没有，完全是靠俸禄，也就是工资来生活的，而且他只用十分之一的工资来供养家里人生活，十分之九的工资用来聘用儒家学者，还把他们推荐给魏文侯做老师。由此可见，魏成子的形象是一种和春秋贵族各方面都差别极大的新型贵族形象，他很可能也是信儒的，所以他成为魏文侯时期唯一被重用的贵族出身的人。 从整体而言，由于儒家的影响力被削弱，被分散，魏文侯以后官僚的势力衰落了。到了战国中，后期，一个国家的重要官员中，来自士人阶层的人数，往往没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多，这些官员的政治见解又各不相同，杂乱无章，所以，他们对抗贵族阶层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比较弱势，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官其实并不难，只要注意不得罪贵族就行了。可见在孟子的时代，贵族手中的权柄非常大，已经很难找到象田子方那样敢于当面讽刺贵族，公开反对贵族当官的人。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四公子，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都是大贵族出身，是本国国王的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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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讲点题外话，‘史记·商鞅列传’中有一段记载，说是魏国迁都到大梁的时候，魏惠王曾经发出过感叹，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座的话，放商鞅去了秦国。现在的学术界已经基本上确定，魏国迁都是在前361年，那个时候商鞅还身在魏国，当然魏惠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如果史书当中确实曾经有过魏惠王发出类似感叹的记载，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他感叹的对象也应该是秦献公，而不是商鞅。魏武侯决定放秦献公回国，结果在魏国西方硬生生造出一个强大敌人，还逼迫魏国向东迁都，以避开秦国的兵锋，魏惠王因此在迁都的时候发出一句感叹是可以理解的。我估计后来的李斯，赵高为了吹捧商鞅，把史书中魏惠王这句话的对象从秦献公改成了商鞅，这样就符合逻辑了。


对于商鞅，魏惠王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商鞅到秦国几年后，秦国在西线对魏国造成的严重威胁就消失了，商鞅死了几年之后，秦国的威胁再次出现，公孙衍指挥秦军占领了河西地区。魏惠王不仅不应该后悔，还应该庆幸，这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决定。放任商鞅离开不需要魏国付出任何代价，就在20多年时间里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这不是一本万利又是什么呢？经过这么多事实和教训，晚年的魏惠王应该会更坚定的认为，公叔座和他的身边人，包括商鞅在内，都是一群笨蛋。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贵族地位升降沉浮的过程之后，就会更加理解当时政治人物作出决策的背景和限制条件。直到魏文侯时期真正的官僚政治才开始出现，而且魏文侯时期在整个战国历史中都算做一个突兀的特例，春秋时期的楚国当然没有其他选择，它只能用贵族来管理郡县。后来，楚国的贵族势力越来越积重难反，尾大不掉，严重拖累了楚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但在当时人看来，楚国的做法并不能说是很失败的，至少，它维持了楚国王族的长期统治。楚国是和西周一起建立的国家，到了战国最末期它才灭亡，一个家族世代相传，连续统治一个大国超过800年时间，这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重视家族传承的古代人非常钦羡的事情。


当楚国人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晋国公族拥有的权力几百年前就被一个个异姓家族所取代，瓜分，消灭，他们更觉得没有理由去改变自己的做法。（因为晋国的统治家族没有称王，应该称他们为公族，不能叫王族。）那么，为什么晋国的公族会遭到这样的悲惨命运，而不能象楚国的王族一样始终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呢？楚国对于贵族的放任自流政策是否真有一些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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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有过长期流亡国外的经历，他也到过楚国，回国即位后，他把在楚国看到的县制依葫芦画瓢，引进到晋国。可惜的是，晋国的县制外表看起来和楚国一样，但却完全没有发挥出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和楚国的政治环境相比，晋国有一个很相同的条件，也有一个很不相同的条件。 相同的条件是，晋楚都是长期称雄的超级大国，是春秋时期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为了增加领土，扩张势力，压制他国，争霸天下，它们都频繁地对其他国家发动激烈的战争，彼此之间也经常开战。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战争，是由驾驶马拉战车的贵族来打的，战争的胜负是由贵族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所决定的。为了激励贵族们不畏死亡，奋勇作战，取得胜利，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们卖命，一场战役胜利后，国家总是需要给予参战贵族丰厚的奖励。这种做法持续的时间长了，国内就会渐渐的出现一批强大的军功贵族家庭。所以，经过数以百年计的争霸战争后，晋楚两国内部都滋生出一个人数很多，权势显赫的军功贵族阶层。


不相同的条件的是，楚国有一个实力雄厚的王族，楚国出兵的时候，它通常都很注意采取措施，把国家的主力军掌握在王族成员手中，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若敖氏，但是若敖氏掌握了巨大军权后，它野心膨胀，经常威胁到楚王，所以楚国吸取教训，到了战国时期，开始扶持三个主要的军功家族，昭，屈，景，他们互相分权，互相牵制，对直系王室不再形成严重威胁。参加桂陵之战的楚国军队主将叫做景舍。五国相王期间，带领楚军打败魏国的将领叫昭阳。丹阳-濮水之战期间，楚国的主将一个叫屈丐，一个叫景翠，他们都是出自昭，屈，景三大家族。


若敖氏，昭，屈，景，他们都是王室大家族成员，不过是王族的支脉而已。王族直系成员人数不会太多，地位尊贵，不能让他们总是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楚国把作战任务交给了一些王族分支。这样，就防止了异姓贵族掌握强大的军权，把枪杆子始终把握在王族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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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晋国，即使它愿意象楚国那样做，用本家族的人来遏制异姓军功贵族，它也做不到。这是因为春秋初期，晋国公族曾经有一个长时间的内部自相残杀过程。被分封在曲沃地区的一个分支家族非常强大，经过67年残酷的争斗和杀戮，这个家族用武力打败位于都城的公族直系，小宗灭了大宗，把自己的代表--曲沃武公送上晋国国君的位置，因此后来的晋君都源于这一家族血统。到了武公的儿子晋献公在位时期，以曲沃为基地的家族在政治上仍然非常活跃，晋献公认为他们以后将会继续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于是又想办法把这一家族的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彻底消灭了他们的势力。两次大屠杀过后，晋国公族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人，而且彼此完全丧失掉亲族之间的信任，从此晋国开始实行‘不任公族’，‘不续群公子’的政策，国君的本家人在政治上受到猜忌和排斥，导致很多权力逐渐旁落到异姓贵族的手里。


晋国发动的战争又一贯比较多，到了春秋后期，晋国出现10多个军功贵族家庭，其中六个家族特别强大，也就是晋国的六卿，韩，赵，魏，智，中行，范，他们都不是公族出身，对国家缺乏忠诚，忙着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把晋国给瓜分了。经过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互相武力吞并，只有三个家族存活下来，韩，赵，魏，它们成为晋国的最终继承者。


大家都知道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成语故事，为什么虞国的国君会莽撞地允许晋国军队借道去攻击虢国？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不是因为他贪图晋献公送来的财物，而是因为晋国和虞国是同宗同姓，都是周朝王室的后代子孙，晋国应该不会有伤害虞国的心思。当时就有人反驳说，曲沃宗族里的人和晋献公都是五服以内的血亲关系，晋献公能够狠下心来把这些人全部杀掉，虞国的国君和晋献公仅仅是几百年前是一家，血缘关系离的很遥远，晋献公又怎么可能还顾念着两家之间的亲戚情分呢？


由此可见，晋国贵族为了争夺权力，到了不择手段，不看对象，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个时候，周朝遗留下来的宗法礼制已经起不到约束统治阶级的作用了。当时其他国家的贵族也有类似的争权夺利现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通常还承认大家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不必赶尽杀绝，杀人范围局限在政治上主要的，个别的对手，不象晋国这么广泛和残酷，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全部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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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晋国人特别的心狠手辣？其实也不是。周初分封，晋国被封到山西高原上，这个地方位于华夏各国的边缘地带，刚开始的时候，晋国领土只占山西高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地区都被周围的游牧民族所占据，这些游牧民族包括属于戎族的山戎，犬戎，属于狄族的长狄，赤狄，白狄等，长期处于众多游牧民族包围之中，和他们不断接触，晋国慢慢地受到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深刻影响。到了春秋初期，晋国又开始迅速扩张，占领大片原属游牧民族的土地，成为山西高原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在国内增加了许多有游牧民族血统的人口，这样，游牧类型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在晋国的影响就更大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周代宗法礼乐制度因此被严重破坏。


在古代中国的北方，一个游牧民族的部落酋长去世后，通常发生的情况是，部落资产会被他的几个兄弟子侄共同瓜分，如果这些人中有人还想保持部落的统一，获得全部权力，他就需要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去打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兄弟叔侄，兼并他们的部属。在崇尚作战指挥能力的游牧民族里，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能成功，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成为部落新的合法酋长，没人会指责他过于残酷，残害亲属。


匈奴的冒顿单于为了上位，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和妻子。成吉思汗小生活杀死过自己的兄弟，但他们都被后代族人推崇为英雄首领，并未受到道德指责。这种事情在华夏族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罪无可赦的，也是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具体证据。


晋国经常把秦，楚两国贬为西戎，南蛮，实际上，它自己也受到过戎狄蛮族潜在的强烈影响。当然，晋国贵族是周王室的正统后裔，它的地理位置又没有封闭孤立到秦国的程度，比起秦国，它相对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一些。过了一段时间后，晋国开始把扩张方向转向中原地区，注意力放在称霸华夏各国这件事上，同时，国内的游牧民族人口也逐渐被同化，这些都造成它的文化越来越脱离游牧民族传统，趋近华夏主流的结果，这一点和秦国是不一样的。但晋国公族衰落的政治格局已经无法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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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交战双方都遵守同样的礼制，那么，把其中一方的失败归咎于它遵守礼制的行为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宋国在泓水之战中被打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最普遍的一个原因--它的军事实力不如楚国。以弱敌强，以寡敌众，失败的几率本来就比较大，再找其他的原因我认为是多余的。


楚国在严酷的战场上也坚持实行周礼，说明当时周礼在楚国的影响力不容低估，另外，在曾侯乙墓考古现场发掘出的文物中，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是乐器，而且都是些珍贵的，奢侈的乐器，包括一整套的编钟在内，充分说明楚国贵族对于音乐的重视。总之，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源于周王朝的礼乐文化在楚国逐渐扎下根来，成为楚国的主流文化，楚国和华夏各国在文化面貌上越来越趋同。我们可以说楚文化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但已经不能再笃定的说楚文化是野蛮落后的。


楚庄王之后楚国一度压倒晋国，成为公认的霸主。当时一个国家想称霸天下，必须有一批华夏国家支持它，楚国为什么能得到这些华夏国家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害怕楚国的武力吗？楚国的武力优势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各国看到，楚国事实上的文化水平并不低，和华夏文化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国家私底下得出结论，楚国人已经脱离了蛮夷的范畴，可以看作文明人的一部分，所以在心理上不再严重排斥它。


楚国真正容易被人抓住的小辫子，是它自称为王的行动。按照华夏族的传统观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底下只能有一个王，一个天子，一个最高统治者，楚国称王后出现了两王并立的局面，后果很严重，会破坏天地间的和谐秩序，楚国连这个基本的规矩都不懂，证明它的思维方式仍然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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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当时华夏各国君主的级别都是公，侯，在外交场合和楚国见面的时候，仅仅因为楚国已经自称为王，他们就应该用比楚国低一等，低两等，下级对待上级的礼节对待楚国？显然，这会让各国觉得很不舒服，不愿意和楚国来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楚国想出一个办法，虽然它在国内坚持称王，但在外交上允许其他国家按照公侯的礼仪和规格来对待自己。例如，楚国称霸的时候曾经多次召集各国举行会议，会议形式完全比照齐桓公的召陵之盟和葵丘之盟，齐桓公是侯爵，可见楚国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以侯爵礼仪和华夏国家会面的。


楚国被吴国攻破后，一般各国认为，晋楚争霸的结果是晋国最终占据了上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国感觉到了一丝安慰，因为晋国的灭亡也要比楚国快速的多，事实证明，两个老对手当中，楚国远比晋国能熬。在如何对待国内各阶层贵族这一关键的政治问题上，楚国的方式显然更成功。接下来，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我们将再次发现事物的两面性。因为楚国的存在时间更长，它把它从建国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时代，悠久历史当中积累下来的问题一直遗留到了战国时代，而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三个国家却不需要面对楚国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实际上，吴起变法之前，楚国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春秋时期，楚国隔三差五的就发生一些政变和内乱，而到了战国时代，这些政变和内乱变得很稀少罕见，楚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贵族政治体制。稳固有时候意味着僵化和守旧。吕氏春秋《察今》篇当中，用刻舟求剑，抱婴投江两个寓言故事来批评楚国政治的顽固守旧。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宝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就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个记号，说：“这里是宝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就从他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打捞宝剑。船已经走了，但剑没有动，这样寻找宝剑，不也是很糊涂吗？用旧的制度法令治理他的国家，正和这个（故事）相同。时代已经变了，而制度法令不变，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岂不太难了吗！”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在拉着个婴儿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婴儿啼哭起来。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孩子的父亲尽管很会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很会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楚国人治理国家，就有点象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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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应该改革和求变，必须改革和求变，否则它会被其他国家所淘汰。这一点战国时期的各国有识之士早就洞若观火，我想，经过这么多教训，楚国统治阶级自己，包括贵族在内对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他们就是决心和时代潮流对抗到底，宁愿国家限于混乱和衰落之中也不改变政策。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既得利益阶层都是冥顽不化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会改变现状，因为维持现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楚国的贵族阶层源远流长，盘根错节，拥有雄厚的势力，没人能从外部强行撼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即使是楚王也做不到，所以楚国的改革和变法行动最终都遭遇半途而废的结果。


如果楚国在春秋时期不对各小国贵族实行温和的怀柔政策，它就不大可能顺利的征服这么多国家，稳固的统治这么多新的领土和人口，也不会在战争中能够召集到由众多贵族组成的庞大军队，楚国就无法取得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突出地位。如果在实行尚武好战政策的同时，它不专门扶持王族贵戚来钳制军队里的异姓贵族，楚国很可能会象晋国一样，中途失去政权。这两个政策促成了楚国早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两个政策使得贵族阶层的力量渗透进各个领域，囊括几乎所有权力，越来越强大，后来发展到连国家也无法控制的地步。有一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贵族们最终拖累甚至终止了楚国的发展步伐，可以看做是为以前的成功付出的迟来代价。


还有一点需要专门提出，造成楚国贵族势力的过度膨胀,除了前面一直谈论的历史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那就是地理条件的限制。楚国大部分国土都处于长江流域，那个时代，长江流域充斥着以下各种地貌--河流，湖泊，沼泽，森林，灌木丛等。在这些地方用人工开辟出可供通行的道路是一件异常艰苦的工作，道路修好后，它的线路也不得不曲折迂回，跨江过河。还有，当时柏油和混凝土筑路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南方炎热湿润的气候大环境下，路面杂草生长很迅速，一段时间不清除就会到处都是。


由于被战国时代的技术水平所限制，我们印象中那种笔直，宽广的道路只有在植被稀少，平坦干燥的黄河大平原上才可行。相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道路稀少，而且行人和车辆在现有道路上的通行状况也比较差。缺乏足够的，好的道路，楚国内部各地之间进行交通，运输，联络的时候总是不畅通，不方便，这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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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楚国还是所有国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拥有极其辽阔的领土范围，各地相隔遥远，这就更加放大了它在内部交通方面的问题。但是这和贵族又有什么关系呢？交通难题带来的两个结果对贵族有利。


一，楚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行政控制松懈了。假设，楚国东部边境一带，靠近海岸的地方突然发生一起叛乱事件，按照正常的程序，当地官员即刻发出公文，向郢都的中央政府报告，然后等到中央的命令下达后采取行动，以楚国的交通状况和两地间距离来计算，这中间花费的时间即使一切运转正常都很可能需要超过一个月，叛乱事件很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黄花菜都凉了，统治阶层发现，镇压这次叛乱需要付出的代价变大了许多。如果把权力下放到当地贵族手里，让他们自主行动，自行处理，反而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


二，税收被各地截流。战国时代的金属货币刚出现时间不久，使用范围有限，特别底层农民当中使用货币的情况非常少见。当时的税收基本上是以实物的形式上缴的，农民上缴的就是他们的农作物。鉴于楚国的交通状况，每年都把各地的实物税收装载在车上，然后运输到都城所在地交给中央政府，这将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估计不少物资在路上就被负责运送的人自己给消耗掉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资不够用的情况经常发生的时代，一个国家是经不起这种规模的资源浪费的。楚国中央政府只能作出妥协，同意那些离都城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可以把大部分税收留在当地，小部分上交给中央，这是最可行，也是最节约的方式。但是，这一政策最终会增加掌握在地方贵族手里的资源数量，减少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数量，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们不具备压倒性的力量优势。


有人可能会问，楚国不是有贯穿全境的长江航道吗？通过长江航道，用船来运输物资又快又方便又省力，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了。关键在于，当时的楚国和后世的南方割据政权不一样，它越接近北部边境的地区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长江两岸，特别是江南地区开发程度比较低。楚国内部主要的人口，物资交流活动很少经过长江航道来进行，航道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一个面积广阔的国家却只有不发达的交通体系，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将会面临重大现实障碍。后来，统一天下之后的秦始皇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这个难题，他处理这个难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将是决定秦朝命运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楚国有各种特殊情况，北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已经证明很成功的制度，政策，法律不一定适用于这个国家。如果仅仅是把北方各国的变法经验完全照搬到楚国，取得同样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必须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相当多的自我创新，自我调整，才能适应楚国当地的具体要求。再加上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却有着遍布各地的强大贵族既得利益阶层，在楚国搞变法和改革，从一开始就比在其他国家要困难的多。楚国在战国时代进行的几次变法改革尝试，最终都没能取得显著进展，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