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白寿彝民族史学理论述略

也许挥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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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Theory of Bai Sho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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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回族研究（银川）2005年02期，第109～114页

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汪高鑫（1961— ），男，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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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史学理论之最具特色之处，是强调中国史学的民族性。其主要内涵一是认为中国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要正确地认识“中国”这个概念，要辩证地看待中国历史的疆域问题，要重视中原以外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二是强调历史教育要关注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看其主流和发展趋势，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矛盾与团结问题，要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少数民族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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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features part of the historical theory of Mr．Bai Shouyi that is emphasizes the nationality of Chinese history．Once its main content is thinks the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each national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ust rightly know the concept of“China”，must dialectically look on the territory problem of Chinese history，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inority history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s；Two is emphasize the historical education wants to concern the historical prospect of internal national，must see its main current and development trend to the historical national relation，must dialectically look on the difference and common，the antinomy and solidarity between the historical ethnic group，must make the patriotism thought education and the minority history to combin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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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白寿彝/民族史学理论/民族性/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5）02-0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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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民族史、史学史和通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纵观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研究，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强调中国史学的民族性。以下试从通史撰述和历史教育两个方面，对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史学理论作一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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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中国”这个概念的认识。白寿彝先生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是不相同和不断变化的。最早的“中国”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楚国和西方秦国都在很长时间里不被视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今天的“中国”，则是指拥有56个民族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白寿彝先生认为，既然“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概念，今天的中国人讲中国历史，就应该采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即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要明确这个概念，讲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民族的历史”〔1〕（P5），而不能也无法去采用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因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向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去任意地取舍其中的一种概念。所以白先生强调说：“咱们是现在的中国人讲中国史，应该用现在的概念，不应用过去的概念。这不只是名词问题，不只是概念问题，是具体的历史分析，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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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的疆域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既然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也就是“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古今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2〕（P79）。但是，我们又不能将中国历史的这个“地理范围”固定化、绝对化。譬如对待某些跨国境的民族，我们虽然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境外那部分人的活动，但是，在论述这些民族的族源时，则不应当受国界的限制；有些在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而后来却不见于中国历史的民族如匈奴，突厥等，有些则是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却弄不清楚他们与国内民族的关系，由于他们都曾经在中国地理范围之内生存过、活动过，只要有材料，就应该记述他们的历史；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有些战争与重大活动都超越了现在的国境，对于这些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活动，当然要载入我们的历史当中；有些中国人到外国去并且长期居住下来了，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由此来看，通史撰述中的中国历史的地理范围问题，它既是一定的，又是需要变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