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灭高句丽：隋唐帝国统一华夏整合东北亚的最后一役 ...

中华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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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理一名

夷狄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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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解决了北方草原匈奴问题的汉武帝，果断出兵消灭了卫氏朝鲜，在其旧址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实现了汉帝国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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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这一称呼最早可见于战国末年编撰的《管子》一书，涵盖了古代的檀君、箕子、卫氏三个时期。


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至今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是朝鲜的神话传说时代，有史料记载的是卫氏朝鲜，卫氏朝鲜的首领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亡命者卫满，族群主要由当时东北地区的獩貊和朝鲜半岛南部的韩种的结合体构成。这种统治时断时续，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的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４００年之久的分裂时代，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中国由上古迈入中古，余波所及，也将这一命运传递到东北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东北亚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指以汉字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文化圈，包括现在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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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大致范围


以秦皇汉武为标志的秦汉帝国是一个标准的农耕帝国，帝国的凝聚依托于“内中华而外夷狄”这一理念，“中华”和“夷狄”截然有别。


理念上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却是生活在秦汉帝国边缘的异域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原因除了自身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汉地优越条件对比所产生的吸引力外，也有秦汉帝国不断向四周扩张领土，将边地化为郡县的缘故，其中包括西北被称之为“羌”的古代族群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随着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西南夷”在帝国境内的存在越发重要。如何妥善处理“中华”和“夷狄”的关系是秦汉帝国的重要任务，然而受困于政治理念资源的限制，秦汉帝国一直未能找到处理这种危机的合理方案。


经过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这一矛盾在晋末八王之乱中激烈的爆发出来，原本隶属成都王司马颖的匈奴首领刘渊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五胡指匈奴、鲜卑、氐、羯、羌，他们陆续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彼此征战不断，现在已经没有以这些名号为民族的族群存在了（虽然５６个民族中有羌族，但内涵和外延皆与中古时期的羌不同，详情请参考王明珂的研究），他们早已融入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汉”之中。


汉末魏晋之际，时人谈玄论道，从汉朝开始实行的察举制此时已变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状况，奢侈之风蔚为大观，“五胡乱华”则开启了“胡”与“汉”的融合，融合进程充满了血腥和曲折。


结果是中国从秦汉帝国的“小华夏”一跃而成为囊括万千气象的隋唐世界帝国“大中华”。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一见解今天看来依然高明。

中华笑天

隋唐帝国与高句丽的地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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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汉末４００年纷争的隋王朝，第一代帝王是隋文帝杨坚，隋王朝建立后面临的主要外患是北方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突厥原本附属柔然，后来联合北魏消灭了柔然，一举成为草原霸主，“控弦数十万”。


面对突厥的强大压力，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离间计，离间“大可汗”沙钵略和“西方可汗”达头，突厥在内讧中分裂为东西突厥，隋王朝拉拢东突厥，打压西突厥，暂时解决了北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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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隋朝的东北边疆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契丹内附隋朝，隋朝在东北亚的声望到达巅峰，周围国家皆遣使来朝，这里面就有高句丽。


契丹的内附导致高句丽与隋朝直接接壤，高句丽渐渐感到了隋王朝在边境地区给予的强大压力，古代使者有时也兼有间谍任务，高句丽的这次朝贡很有可能是为了刺探隋朝的信息。


此前高句丽通过黄海水道同南朝的关系更为亲密，并且与北亚草原的柔然和突厥都有联系，甚至远在中亚的粟特人也与高句丽有交往。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高句丽联合靺鞨诸部落入侵隋朝辽西边境，这次进攻被营州总管韦冲所击退。


这正好给了意欲征服高句丽的隋文帝一个借口，于是隋唐两代四位君主与高句丽之间长达七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战争期间百济、新罗和倭国卷入其中，战后高句丽和百济被灭国，新罗领有朝鲜半岛，倭国开始学习唐朝，整个东北亚格局为之一变。


隋文帝为什么要征服高句丽呢？其实不仅隋文帝，之后的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继承了这一对外政策。隋唐立国以汉朝为榜样，对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四郡重新进行郡县化统治，是当时隋唐帝国的政治理念，随着隋王朝的建立，东北亚由原来多极间的势力均衡转变成以隋王朝为主导的一元化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调整以往的对外政策。


在隋朝还没有征服南朝陈时，高句丽向陈国朝贡，拉拢突厥，同时感受到隋朝强大压力的陈朝、突厥和高句丽结成了微弱的同盟关系。朝鲜三国中，高句丽最强，不断向半岛南部扩张，隋朝建立后，百济和新罗迅速向隋朝进贡称臣，接受册封，高句丽的南下相当程度上挑战了隋王朝在东北亚的权威，对隋王朝建立的国际关系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对高句丽来说，趁着中国内乱向西北扩张，经过与曹魏和鲜卑慕容几致灭国的殊死拼杀，方控制了辽河流域。控制住辽河流域，就可以同其他国家争夺对东胡部落的控制，这里土壤肥沃，极大加速了高句丽的经济发展，辽东作为桥梁，很方便中原地区先进科技和文化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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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隋王朝而言，且不论东北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从政治地缘的角度考量，东北也是中原王朝必须控制的地方，东北对掌控东胡等部落国家意义重大，在与突厥的抗衡中也相当于断其右臂，汉武帝当年经营东北，设立四郡就有这种考量。且当时中国正经历经济文化中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华北平原，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战争一促即发，隋王朝没有退路，高句丽也没有退路，东北注定会成为此后东北亚历史上的主角，契丹和女真先后从这里崛起，明朝倾覆一国之力在此处构筑抗击满洲人的前沿阵地，二十世纪时，这里又成为日本和沙俄角逐霸权的场所。

中华笑天

隋唐帝国的征伐与高句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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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八年，隋文帝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高颖为行军长史，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高句丽，然而却遇到了夏秋雨季，军队未能东征，惊恐万分的高句丽连忙遣使上表谢罪：“辽东粪土臣元”。

中华笑天

这次出巡途中，隋炀帝发现高句丽潜通突厥，回国后，隋朝君臣就高句丽问题进行讨论，大臣裴矩力主讨伐，理由有两条，一是高句丽是中国领土，二是高句丽不臣。


大业七年（公元６１１年），隋炀帝下诏讨伐高句丽，翌年，１１３万隋军分２４路军，“每天遣发一军，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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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兵高句丽继承了“出塞耀兵”的策略，意不在战，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隋军专门设有“受降使者”团队，等待高句丽投降。高句丽这边则死战不降，边打边退，最终在平壤城展开反攻，隋军因指挥失当，一败涂地，最后回到辽西时只剩两千余人。


惨败令自比秦皇汉武的隋炀帝大为恼怒，他立刻下令准备第二次征讨，这一次隋军攻势甚猛，连败高句丽军队，高句丽依然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在黎阳造反，一时间辽东前线人心惶惶，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丽，将隋军的战略计划和盘托出，隋炀帝不得不班师回朝。


此时的隋王朝身陷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隋炀帝不顾国内局势的恶化，仍然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这一次水陆两军并进，来护儿的水军成功在辽东半岛登陆，迅速逼近平壤，经过前两次战争，高句丽国力耗尽，民众疲惫不堪，再也消耗不起了，高句丽王高元上表乞降，隋炀帝下令班师。


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的三次战争，不仅未能起到重建东北亚政治秩序的作用，反而导致了自身的覆灭，公元６１７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手下部将缢杀。继隋王朝而起的是陇西李氏，同为关陇集团的李氏家族起兵于太原，经过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多年奋战，重新统一中国并建立大唐帝国。


在唐高祖和唐太宗两代人的经营下，唐帝国消灭了隋末动荡中重新强盛的东突厥，在东突厥旧地设置都护府。接着帝国开始对西域用兵。


公元６４０年，唐将侯君集攻破高昌城，焉耆、龟兹、疏勒诸城邦国家皆降，唐帝国在此地设立安西都护府。此时，北方诸民族和各国使者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帝国声望直逼当年强盛时期的隋王朝。

中华笑天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就开始被写为“高丽”，到隋唐时，史书对高句丽的称呼大部分用“高丽”，国家还是原来那个国家，只是称呼变了。


贞观十六年（公元６４２年），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件大事，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发动变，杀死高句丽王，另立新王。泉盖苏文是通俗小说《薛仁贵征东》中盖苏文的原型，反派角色的出场，意味着主角薛仁贵终于要登上历史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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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盖苏文

uz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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