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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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Japan’s Research into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Impact： 1925-1945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D880240）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 者】纪宗安/崔丕

【作者简介】纪宗安，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副校长兼华侨华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广州   510632）；崔丕，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广州    510632）。

【内容提要】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是日本军国主义“南进”政策发展的产物。“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及其政策建议表明，这一长期而庞大的调查活动是以解决日本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为中心而展开的。“南洋华侨调查”不仅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南洋华侨政策、对华政策、对东南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参考资料，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府的重要决策。

【摘 要 题】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关 键 词】日本/南洋/华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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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日囗本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成为其基本国策。从此，日囗本开始对南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直到日囗本帝国崩溃才戛然而止。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调查报告资料，①对于研究南洋华侨史乃至中日关系史和太平洋战争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近年来日囗本出版的《20世纪日囗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中收录的48种调查报告资料为中心，② 集中探讨1937—1942年间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开拓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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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囗本帝国的“南进”政策与对南洋华侨的调查

日囗本政囗府重视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50—60年代，日囗本思想界就提出了日囗本民力向南洋扩张的课题。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囗本割占中国台湾，为其“南进”奠定了现实基础。日俄战争以后，日囗本获得了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南半部的特殊地位。这样围绕着日囗本帝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日囗本陆军部和日囗本海军部分别提出了建立“大陆帝国”或“海洋帝国”的战略方针。1907年日囗本政囗府制定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明确提出了日囗本将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③此后，日囗本对外扩张的方向偏重在“北进”，“南进”暂时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日囗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南洋华侨的抵囗制日货和抗囗日运动。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日囗本政囗府指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和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作为“南方研究情报机构”，负责深入地调查研究南洋各地的自然人文环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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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革命时期，美日共同出兵东西伯利亚成为日囗本“北进”政策发展的转折点。从此，日囗本军国主义集中力量攫取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权益。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中，南洋华侨的救国捐款、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投资、购买国债等豪举，有力地支撑着战时中国财政。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态势，推动着日囗本军国主义“北进”与“南进”的合流。⑤1939年6月21日，兴亚院、大藏省、陆军部、海军部、拓殖省、商工省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对华侨工作统制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了断绝南洋华侨与中国国民政囗府的联系，使华侨的经济力量为日军控制地区建设服务，日囗本政囗府应采取必要的措施。⑥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除满铁调查部和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继续从事南洋华侨调查以外，三井物产这类的财阀组织以及从满铁分离出来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和兴中公司也加入其中。日囗本政囗府每年拨付300万日元专项经费，资助关于包括南洋华侨调查在内的“南方圈调查”。⑦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从1929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南洋年鉴》。1937—1941年期间，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满铁调查部公开刊印了两套分别讨论越南、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华侨的专集《南洋丛书》和《南洋华侨丛书》，共计11种，⑧以唤起整个日囗本社会对南洋华侨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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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27日，日囗本帝国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随着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对美国（英国、荷兰）的战争准备。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达到鼎盛，将南洋华侨调查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加注重选择与战争直接相关事项的调查。在参与南洋华侨调查的机构中，各种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特别是占领东南亚的日囗本军政当局直接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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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背景和目的，乃是洞察这种调查活动内情与实质的锁钥。可以说，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南洋华侨历史与现状的调查，是日囗本帝国“南进”政策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日囗本政囗府为了解决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面临的深刻矛盾所展开的“国策研究”。这一性质，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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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与政策建议

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而言，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最早的南洋华侨调查，可以追溯到1914年台湾总督府指令台湾银行进行的“南洋华侨侨汇调查”。⑩《20世纪日囗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收录的这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在1925—1944年期间的调查活动。即使是在这个范围以内，从直接参与南洋华侨调查者的属性上来看，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日囗本政囗府机构，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外务省、大东亚省、兴亚院、日囗本驻台湾总督府、东南亚派遣军司令部、波集团司令部等。第二类是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这样的“国策会社”。第三类是像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这样的财阀组织。第四类是像东亚研究所这样的“国策调查”研究机构。从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来看，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南洋华侨反囗日和抵囗制日货运动调查、战时中国经济与南洋侨汇关系调查、南洋华侨侨领及社团调查、南洋华侨与其他种族关系调查等课题。从调查方法与资料特色方面来看，包括综合调查、专题调查、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委托学者调查等多种类型。其中，在文献调查方面，既包括在利用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调查研究，也包括直接翻译中文或外文文献资料。在委托学者调查方面，井村熏雄的《列强在华投资与华侨侨汇》、小林新作的《支那民族的海外发展：华侨之研究》，都属于非常典型的事例。前者是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委托，后者则将其真实背景隐藏起来，只在其书序言中说明“昭和四年四月曾在某省内印刷”。（11）在实地调查这一类型中，既有短期调查后提出的调查报告，也有利用长期生活或任职于南洋者完成的调查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调查报告是文献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产物。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提交的《南洋华侨领袖名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份调查报告，最初是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1939年6月编印的“绝密”工作手册，长达553页，共计8164条，汇集了当时香港、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九个地区知名华侨人士的姓名和学校、会馆、社团、商号的名衔和地址，并且预留“备考栏”，供占领军或情报人员实地考察添注之用。（12）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1月，曾经根据新的调查资料予以修订。现在的调查报告版本，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再次修订的版本，其篇幅已经缩减到99页。（13）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内容之全面，都是非常罕见的。下面，我们具体而微地剖析日囗本政囗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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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亚研究所第三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同，台湾总督府官房外务部官员高屋为雄在实地考察以后明确提出了关于短期对策和长期对策的建议。作为短期对策，他认为，南洋抵囗制日货运动的倡导者多系粤籍华侨。因此，日囗本政囗府应“彻底扫荡南洋华侨的故里，在那里竖立防共亲日的大旗”。“首先采取的行囗动就是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攻略，通过内部工作促进防共亲日政权自发诞生。在这些防共亲日政权里，建立侨务委员会，在汕头、厦门、海口等华侨家乡的中心城市设立侨务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促进南洋各地的总商会、同乡会和其他团体拥护新政囗府，接受其监督和指导”。“上述侨务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对南洋各地的华侨报纸进行大改革、对华侨学校的教育进行大改革”；更换各报社社长、主编和各学校校长。作为长期性政策，他建议：“南洋作为日囗本经济的培养线，乃是中国事变期间和事变以后大陆经营的基础。”日囗本政囗府应“利用华侨销售网络，促进本国商品销售”。在投资和生产领域，华侨资本是在欧美投资事业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多是小资本。“如果注入本国资本和技术，凭借工资和其他方面经营费用的优势，能够非常容易地处于与欧美相匹敌的地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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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南洋华侨侨汇与战时中国经济关系的调查

南洋华侨对国内眷属的汇款以及对祖国抗囗日运动的慷慨捐助，是华侨和祖国密切关系的实质性体现。南洋华侨在海外和国内的投资事业，是华侨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日囗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中，关于南洋华侨侨汇问题的调查，关注者最多，调查方法也最典型。（16）在波集团司令部提出的《对华侨汇款总额的评估及吸引侨汇对策》中，调查者评估南洋华侨侨汇总额的数理逻辑是：首先分析南洋华侨的经济地位与列强在南洋投资概况、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华侨侨汇在中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华侨侨汇在闽粤两省内外贸易中的比重、向家乡的汇款和事业投资；其次是从闽粤两省侨汇流向地这一视角评估华侨侨汇金额，依次分析香港在侨汇汇兑过程中的地位、七七事变前后南洋华侨向香港、汕头、厦门、广东、海南岛的汇款数额。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中日战争前后的华侨侨汇总额做出评价并进行比较研究。在对中日战争爆发后南洋华侨侨汇总额进行评估时，分别根据广州市邮政局受理的华侨汇款、汕头批局受理的华侨汇款、海南岛受理的华侨汇款、厦门受理的华侨汇款，对占领区与非占领区华侨汇款数额进行分析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对南洋华侨向中国西南地区投资总额进行评估时，将该种投资具体区分为政囗治性捐款、应募公债、开发投资等三种形态。调查者认为，南洋华侨侨汇汇兑的途径及其特点，决定了日囗本“军票”难以与法币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东南亚华侨的信局将钱款汇寄给香港的银行，特别是兼营香港贸易的信局。这类在香港的信局用这笔钱款结算其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再将这批进口货物转卖给中国内地商人，由内地商人向侨汇领取人支付应领取的款项。南洋侨汇在香港发挥着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作用。倘若是在南洋侨汇从东南亚汇到香港的中国“钱庄”这种场合，钱庄往往是将南洋华侨汇寄的各种货币兑换为港币，利用港币与法币的汇率差，通过香港上囗海银行或者在市场上将港币卖出，买进法币，以法币向领取人支付相应的汇款。1938年，法币与港币的汇率是1∶8；1939年跌落到1∶3。而军票与港币的汇率是1∶2。经由日囗本占领区日囗本金融机构受理的侨汇大约只占南洋侨汇总额的10％—15％，其余全部被重庆政囗府金融机构或非占领区的金融机构受理。南洋华侨侨汇之所以能够流向香港，是因为英国控制东南亚海洋运输。那么，怎样才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呢？波集团司令部提出的吸引华侨资金的对策是：“从根本上说，南洋华侨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属于同一类型。都具有买办性，获得华侨资本的问题本质上是将其从欧美金融资本体系中解放出来。”“吸引华侨资本的工作必须与政囗治和军事工作并进”。当前，“对英属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华侨资本，应监视其动向，重点放在吸引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华侨身上。驱逐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英法资本，通过我国的政囗治经济实力，确立在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经济的支配权，以此发挥对华侨资本的指导作用。在我军占领区内，充实我国金融机构，组织信局、批局等汇兑机构，统制华侨汇兑业务，输入能够替代华侨汇款的物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