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党内肃AB团“扩大化”之说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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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头ff

罗惠兰

转自《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第8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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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New Study of Purging AB Group“Enlargement”in the CPC

【作者简介】罗惠兰（1952-），女，江西南昌人，教授，从事中国苏区史研究，中齤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错误地开展了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肃AB团运动。历史已经证实：第二次国内革齤命战争时期中国共齤产党领导的革齤命根据地根本不存在AB团，所谓“AB团是混入共齤产党内的庞大特务组织”一说纯系子虚乌有。因此，中央苏区自1930年5月开始至1935年春开展的党内肃AB团运动不是“扩大化”错误，而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必须彻底否定。

In the 1930s’，the movement of purging AB group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5 years in the central Soviet district．It has been proved that AB group hadn’t exis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t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It has no evidence that AB group is the big spy organization in the Communiѕt Party．Therefore，AB group which started form May 1930 to 1935 spring wasn’t an“enlargement”mistake，but a fully injustice that must be completely negated．

【日期】2010-03-04

【关键词】中央苏区/AB团/“扩大化”/否定/新考the central Soviet district/purge AB group/“enlargement”/negate/new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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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起源于江西赣西南地区后蔓延于全国各苏区的肃AB团斗争是中齤共历史上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江西地方党史工作者经过艰辛努力，终将这一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冤案告白于天下。对此，1991年中齤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齤产党历史》上卷郑重指出：“所谓‘AB团’和‘社会民齤主党’，前者于1926年冬成立，1927年4月即行解体。后者在中国从未建立过。但中齤共中央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肃清‘AB团’和‘社会民齤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307页）2002年《中国共齤产党历史》上卷修订本再次对上述结论作了如是肯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错误地开展了这场长达5年之久的肃AB团运动确系“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为此，苏区党政军组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对于这一重大历史冤案的性质属“扩大化”，还是根本性错误？至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将会成为中央苏区肃AB团冤案难以彻底昭雪的根本症结所在。据此，文章探源了党内肃AB团“扩大化”之说的缘起及其形成，剖析了“扩大化”之说的现实危害性，得出党内肃AB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性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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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内肃AB团“扩大化”之说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内部肃AB团最早发端于**斗争蓬勃兴起的赣西南**根据地。据史料记载：1930年5月18日，中共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发布了《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首次指出在江西吉安的“西区儒林等地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2〕（上册，600页），这是目前从大量历史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确切记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混入了AB团分子且当了“支部书记”的最早的文件。由此，1930年5月，便成为共产党内肃AB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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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大纲》提出“把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针对着改组派AB团勇猛的杀去！”要求苏区群众“努力做到”：第一，“扩大反改组派AB团的宣传，使**民众个个都晓得改组派AB团是我们的敌人”；第二，“严密**群众的组织”，“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第三，“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为了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大纲》还规定凡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者”，凡干部中有“出身不好者”，凡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2〕（下册，631-636页）。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作了如下记载：“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2〕（上册，248页）如此“严峻”的态势，使赣西南党组织加快了肃清AB团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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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了《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通告根据刑讯逼供和诱导式得出的口供，认定AB团是有入党誓词、组织系统、联络暗号、活动方法、暴动计划的混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为此，通告作出了三条决定：第一，“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第二，“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第三，“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2〕（下册，639-651页）。令人心惊的“杀无赦”，使众多连AB团为何物都不清楚的**者就这样无辜惨死在“左”倾肃反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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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肃AB团斗争并没有就此止息。当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930年10月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后，在听取地方负责人汇报时获悉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近半年内肃出的AB团竟占了全部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时，震惊之余，轻率地作出了依靠红一方面军的力量“挽救”赣西南党和政府“危机”的决定。为了“严厉的镇齤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齤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行委在10月26日通过的罗坊会议决议中作出了两大决策，一是“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二是“改选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2〕（中册，263-264页）。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导下，凡有嫌疑就抓，抓了就逼，逼出来就信，信了又抓，抓了再逼，再供、再信、再抓。如此周而复始，所谓的AB团分子像雪球式的越滚越大，以致肃AB团的祸水由地方党的组织蔓延到红军内部，于是，11月的黄陂肃反和12月的富田事变相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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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严重的是，下派到江西的中央巡视员也认定“江西的党与团，政权，群众组织各级领导机关，过去几乎都是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所把持，而这些分子最大部分都是加入AB团了，……总之过去赣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AB团分子”。由于对赣西南党组织的错误判断，以至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破坏”了一遍又一遍，甚至有的被“破坏”到9次，还感觉AB团“仍在活动”，“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到一新的工作地，一有错误即有被指为AB团的前途”〔2〕（上册，384、480页）。如此折腾，赣西南党政军组织大部分坍塌，苏区干部严重匮乏。面对江西苏区肃AB团极不正常的现象，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开始对江西苏区是否有“如此众多”的AB团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由此，才有了肃AB团“扩大化”之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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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内肃AB团“扩大化”之说的提出

在大敌压境、战云密布的反“围剿”战争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赣西南党政军内发生牵涉面如此之广、人员如此之多的AB团，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十分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