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延安时期的供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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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明远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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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以后，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所谓平均主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齤命资历安排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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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中齤共七大筹委会（后设立中齤央办公厅）正式制订的干部待遇等级，按大、中、小灶来区分。从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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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现金）如何发放呢？据笔者访问艾青先生、卞之琳先生得到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干部每月生活津贴费规定班长（同战士）一圆，排级二圆，连级三圆，营级四圆，团以上一律五圆，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发给五圆到十圆。”而当时1圆的购买力，相当于20世纪末的30—35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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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回忆

卞之琳回忆说：“抗战初期延安文化人当中一度流传过一句玩笑话，叫做‘客请’，因为照例外来客人宴请延安本地主人。”而立之年的卞之琳于1938年8月31日来到延安城，进了南城门，受优待住在西北旅社。当晚在院子里和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田间畅谈。其间还随军去过前方太行山。吃大灶小米饭加胡萝卜，过供给制生活，吃饭穿衣和取暖的木炭全包干，此外一个月津贴（零用钱）只有2圆，叫做安贫乐道。别人如艾思奇、徐懋庸、欧阳山尊、吴伯箫资格老一些，各自每月零用津贴3、4、5圆不等（军政首长最高的零用津贴也不过5圆），有时花几分钱从街上买一大包花生共享，或者到城中心十字街头的小吃摊上花5分钱来一碗醪糟鸡蛋。至于到饭馆请客是请不起的，往往逢外面到延安的客人（例如戴爱莲）来请，叫做“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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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卞之琳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学期，进步到中灶待遇；跟冼星海、蔡若虹同事，在西山坡窑洞住过一阵子。冼星海是小灶待遇，每月津贴零用5圆；他的爱人钱韵玲却是中灶待遇，每顿饭夫妻俩分开来吃。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每月津贴零用1圆2角。1939年8月中卞之琳离开延安，总共一年有余。（以上据卞之琳先生与笔者的谈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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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与编辑》一文中提到，1941年丁玲是副刊部的第一任主编，“待遇跟编委一样，为中灶伙食。丁玲任主编时，编辑有刘雪苇（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借调来三个月，中灶待遇。……1945年担任编辑兼秘书的温济泽，一度负责召集例会，也仍然是大灶待遇”。特别研究员艾思奇“任副总编后，改为小灶待遇，即党的高级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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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提到的衣食情况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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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指出：当时在延安，共齤产党的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齤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公务员的来得讲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