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和贬抑明朝的几种观点

人文老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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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头ff

镇楼图厉害，霸气侧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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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外学者的诸种观点，都程度不等地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明朝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影响着人们对明史的客观评价。
而对普通大众而言，吴晗的《僧钵到皇权》、叶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三本著作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显著。
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和叶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都写于20世纪40年代，属于影射史学的作品。吴著开笔于1942年，第二年正式出版。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后期，蒋介石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作者“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借斥责朱元璋的“恐怖政治”，来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作者又从1947年暑假到1948年暑假对该书进行改写，并改书名为《朱元璋传》，以呼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叶著开笔于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的1945年，完成于蒋介石集团崩溃前夕的1948年，“这时候在蒋管区一方面是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和勾结敌人的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运动蓬蓬勃勃日益高涨起来，而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也越来越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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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醉了，用明朝映射民国。我大明朝可是一个长期强大繁荣的大一统的政权，哪是中华民国这种短命而从未没真正统一过中国的政权能比的。（哪怕在蒋公的巅峰时期，国民党也没能真正控制东北陕北山西甘肃四川广西青海等地，西藏新疆等地更是半独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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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想写文章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发表出来的”，于是“就想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借明代的“特务政治”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血腥统治。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两部著作采用指桑骂槐的写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激起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和仇恨，在当时产生了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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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影射史学，这两部著作都存在两个共同的弊病。
第一，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
吴著以朱元璋类比蒋介石，丁著以明王朝类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为了强化影射的效果，吴、丁两部著作还对明初及明代的史事进行扭曲的演绎或错误的论定，以突出其残暴和黑暗。
《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共分五章，以记述朱元璋一生的事迹。
其中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恐怖政治》一章，占到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对朱元璋在洪武建国之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则一笔带过，特别对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成就更是略而不谈。
不仅如此，书中还把朱元璋所强化的皇权说成是历史的“极峰”“最高峰”，并未加审核地引用一些明后期野史稗乘关于朱元璋迭兴文字狱的失实记载，把他描绘成一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暴君，使洪武一朝的历史变成一部血淋淋的历史。
改写后的《朱元璋传》，不仅基本框架未变，而且在《恐怖政治》一章中补充大量材料，使影射的色彩更加强烈。
《明代特务政治》不仅写了明代特务机关厂卫的种种暴行，而且把明代的内侍机构——宦官二十四衙门也定为特务机构，将宦官干政、监军、采办、管理皇庄田地、充当矿监税使等都说成是特务活动，将明代政治说成是黑暗、暴虐和血腥的“特务政治”，没有丝毫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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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历史评价的失准。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有道德价值标准，又有历史价值标准。
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人物和事件毕竟少见，更多的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人和事。
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要用道德或伦理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需用历史价值标准，来判断此人和此事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
吴晗和叶丁易的两部著作，对朱元璋和明代政治的评价，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价值标准，着重谴责、批判、抨击其阴暗面，很少甚至不顾其对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免失之于偏颇。
后来，吴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先后两次对其著作进行修改。
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第四个版本是最后的定稿本，这个定稿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朱元璋重新作出评价，认为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卓越的人物。
不过，该书毕竟改定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带有那个时代史学论著的通病，即过分突出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从而削弱、冲淡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并不那么到位。
而且这部定稿本，除新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外，基本上仍沿袭第一、二版的框架而稍作调整，加以扩充，许多章节的内容和史事的论定，与第一、二版大体相似，没有大的改变。因此，这个定稿本也就未能改变前两个版本所描绘的那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朱元璋形象。
叶丁易则不幸于20世纪50年代英年谢世，未及就《明代特务政治》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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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大众一般是通过当代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了解往昔的历史的。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的《朱元璋传》文笔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叶丁易是文学史专家，他的《明代特务政治》文笔也很漂亮，没有一般史学著作的沉闷枯燥之感，这两部著作自然也就成为普通读者了解明史的首选之作。
《朱元璋传》定稿本问世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一再重印，《明代特务政治》也于1983年由群众出版社重印。
它们对明史的错误论定，也就随之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给人们留下明代是个灰暗年代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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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后来，三联书店又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之一种一再重印，流传很广。
黄仁宇的明史观，比“停滞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明清社会“倒退论”“衰落论”。
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以商业组织作为国家基干”，能在组织技术上进行“数字管理的国家”，明代中国是“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否“在数字上进行管理”，是能否成为现代化的关键。
精密计算是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哪怕是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行“现代化”。
黄仁宇就是从他的这种明史观出发，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剪裁历史，拼凑材料，写成《万历十五年》一书的。
该书作者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哪怕是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行“现代化”。黄仁宇就是从他的这种明史观出发，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剪裁历史，拼凑材料，写成《万历十五年》一书的。
该书作者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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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会，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