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关于近年来方伯谦评价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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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军机处电寄上谕：“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守备吴敬荣，随‘济远’退至中途搁礁，著革职留营，以观后效。”（16）据此可见，方伯谦是被清廷以“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的罪名处死的。黄海海战具体经过的考证，数十年来，史家已有大量论述，关于撞沉“扬威”，牵乱队伍的细节，也有人详作分析，此处不再一一赘述。笔者认为，丁汝昌关于海战的报告，有意打乱时间顺序，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推到方伯谦一人身上，而对战斗的实际过程却没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有将方氏抛出作海战失败替罪羊之嫌（17），此事涉及到必需对海战的惨痛失败下一个自圆其说的结论，以及北洋海军及整个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简单地用方伯谦、丁汝昌、刘步蟾三人究竟谁“爱国”谁不“爱国”来解释。但方伯谦率舰退出战场逃回基地，是不争的事实。依据《北洋海军章程》，“临阵逃亡者，斩立决”，对方之死，无必要过分争议纠缠。或有论者主张系“广甲”先逃，“济远”随之；或有论者以为“济远”退出战场时本舰已经负伤，因此将其按临阵脱逃处死似乎量刑过重，尤其对比另一位逃将，“广甲”管带吴敬荣，更有天壤之别；甚至强调方将已坏之军舰开回基地，有为国家保存了一艘军舰之功，这都属于论者的见仁见智，因为毕竟谁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史料，证明“济远”确实没有先行逃出战场，或证明该舰确实已丧失战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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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方伯谦翻案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确实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深入探讨了许多细微的技术环节，令人十分钦佩，但也存在着似是而非的推论和假设。例如台湾海军退役中将林濂藩，为史料记载方伯谦在海战中畏葸怕死、不敢在驾驶台上指挥作战，而蔽匿在甲板下船舱中有重甲保护之处的行为辩护，认为当时海军造船，皆在甲板下特造一间有厚甲环绕保护的小舱间，称为指挥塔，战时管带必须进入指挥塔指挥，此规定与指挥官怕死与否无关，他批评指责者的“无知与不求甚解，令人为之气短”。然而我们遍寻北洋海军的各种舰图，只能发现指挥塔是设在甲板之上的。何况“济远”是老式的装甲甲板巡洋舰（又译穹甲快船或防护巡洋舰ArmourDeckCruisers），它不在军舰侧舷敷设装甲，而是在舰体中层的水平方向铺设弧形装甲，其中央拱起，两侧斜至水线下，像个龟壳覆盖住主机舱，敌弹即使穿透侧舷，也无法穿透这层装甲，在其之下，根本没有专设的厚甲环绕保护的指挥塔。又如，林先生指史料记载方伯谦丰岛海战时不敢开炮迎敌，幸赖水手李仕茂、王国成奋而攘臂而起自动开炮退敌为“不可能与莫须有之事”，理由是军舰火炮配有4－6名炮手组成之炮班，专司平日保养和战时之运用射击，其他舰上水手，未经训练，例均不预焉。而王、李二人“既称为水手，自非炮手，可见非炮班中人，未曾接受枪炮专业训练，且其力素弱，又只有两人，一人运炮，一人装弹，如果能够达成射击任务，则炮班之六人编组岂非多余？”（19）这又是局外之谈，因为丁汝昌的报告中早已指明“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此外，林先生显然不知道，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济远”舰设正炮弁一员，副炮弁三员，此外并无“炮手”编制，到是规定，各舰从练勇（见习水手）到三、二、一等水手，都必须会操炮，一等水手必须“深明大炮操发，无论派充第几炮手，均能称职无误”（20）。在敌军直迫的情况下，水手怒方不争，自行奋起还击，又何尝不可？因此，对海战中方伯谦表现的这类考证，虽然在同样并不了解北洋海军的其他论者看来，以为取得了事业知识上的突破，但对真正解决方伯谦的评价之争，其实并无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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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的评论及引起的纠纷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原台龘湾国防部王伯骧中将夫人、方伯谦的侄孙女，美籍华人方俪祥女士回国，开始为方伯谦“平反”而四处奔走呼号。她投书有关部门，要求停止使用现行中学教材，停止播放电影《甲午风云》和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致函有关学者，请求他们改变学术观点。1991年9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单位在方的家乡福州市举行了“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并于会后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方伯谦翻案出现了一波热潮。在这些活动中，据说她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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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研究，在讨论中发表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现象，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副教授、内蒙古大学的张凤翔副教授在福州研讨会上都认真发表了不同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的主辩者明知这个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过于急迫地做出超越学术评判的政治结论，提出“讨论问题的标准是一致的，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这样一个境界。甚至在开幕式上就宣称“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绝非逃兵，他蒙冤被害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21）。这自然是一大新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史学界对于甲午战争和近代海军素有研究的重要学者，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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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宝强先生作为这场讨论的旁观者，一言中的，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显然，国内许多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所以大家对这场翻案，保持了严肃的冷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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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表现出一种宽容，而不是默认。方女士本来追求的目标是想说明方伯谦之死是一场冤案，但当此种要求变成谋求“弘扬民族魂，继承爱国精神”，“树立方伯谦的爱国将领形象”的事后，事情就走得过远了一些。由她出资，北京海潮出版社出版了王宜林所著《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那位自称“不是历史研究者，也不是文学创作者，仅凭借对中日甲午海战和方伯谦的探讨，翻阅、采用国内外现有史料，以半年多时间和粗糙之笔来进行写作”（23）的作者，其实对方伯谦问题争论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尚未摸清，究竟有几次学术会议主张给方伯谦翻案也没有弄明，就贸然动笔，集《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中有利于方伯谦的观点之大成，加上自己的某些想像，编写出一部27万字的传记，再由方女士广泛送人，以扩大影响，为方伯谦翻案造势。该书于1997年8月8日在福州市举行了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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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学术良心和道义感，笔者与刘申宁学长在11月22日的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方伯谦是民族英雄吗？》，指出将方伯谦打扮成民族英雄，不仅是嘲讽历史，也是愚弄当世，认为：“‘民族魂’是对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英雄或先驱人物的具有极高褒奖性评价的尊称。仅凭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把方伯谦树成‘英烈’，将其弘扬为‘民族魂’，不仅不可以，而且是极不严肃的。这是对‘爱国精神’和‘民族魂’的亵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私人家中的饰品，可以任由摆布。方伯谦问题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虽不算特别重要，但只要有充分的材料，仍可以深入探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完全可以百家争鸣。史料不足的暂且存疑，正是一种审慎严肃的态度。我们始终不明白的是，对方伯谦的评价为什么非要搞得如此非学术化？心平气和的讨论为什么非要用不顾后果的政治评论代替？从来不研究甲午战争的人为什么独独对方伯谦如此热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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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12月3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刊载危兆盖的长篇专论《冤乎？不冤乎？方伯谦研究已起波澜》，12月5日广州《南方周末》发表翟明磊的长篇探访《方伯谦是民族英雄？》，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对方伯谦评价问题纷纷发表看法。山东社会科学院戚其章研究员向记者指出：“在方伯谦的若干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作者大胆地为方伯谦翻案，这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起码是不大严肃的，也与秉笔直书的治史传统相去甚远”。大连民族学院副院长关捷教授认为：“由于到目前为止史学工作者还没有发现足以推翻济远舰‘首先退避’的史料依据，因而，这项研究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尚无法突破，在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之前，还是维持原来的结论比较稳妥”。关教授还说：“有些历史人物的后人对他们的先人的历史评价非常关心，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学术界给他们的先人一个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本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学术研究又是严肃认真的，不能掺杂丝毫的私心杂念，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有一分根据就说一分话，尤其是对历史上的人物，不苛求，也不溢美”。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说：“在没有把方伯谦问题搞清楚之前，不要去捧他，不要评价过高”，“现在有些人盲目为方伯谦翻案，有的说他是‘爱国将领’，有的说他是‘民族英雄’，我认为都欠妥”（25）。1998年1月17日，合肥《新安晚报》刊载陈开仁文章《方伯谦如何成了民族英雄》，更公开指出福州方伯谦讨论会是方俪祥资助的（26）。记者也采访了王宜林，向他问询《甲午海将方伯谦》究竟是历史传记核实虚构性质的报告文学，王说：“绝对没有一丝一毫虚构，完全是历史，都有史料为证”。当问他“西战场”说的依据时，王答：“所有史料都是这么说的，主要是依据日本的海战图”。于是他们又一起查找海战图，但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王宜林又说：“是地图印错了，印刷错误，工厂的人向我解释过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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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初，王宜林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文汇报》，指控该报所属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姜鸣、刘申宁的文章，造船《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滞销和退货，侵犯了他的“著作使用权、获得报酬权、作者名誉权”三方面的损失，要求判处被告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共八万元人民币，使得这场为方伯谦翻案事件增添了戏剧色彩。在法庭上，王宜林出示的证据表明，《甲午海将方伯谦》是由方俪祥出资出版的，这自然会使人考虑该书立论上的公允性，也理解了为什么书中对传主会出现超越常规的谀美。在法律方面，王宜林如同史学方面一样仍表现出无知。所以当他从法庭辩论中得悉，《甲午海将方伯谦》属于非法出版物，自己的诉求不但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还会受到法律追究后，又在判决前匆匆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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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伯谦的学术争议将来还会持续，笔者衷心希望新史料新观点不断面世，但此类讨论一定要按照学术的规则进行，并消除各类不必要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