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黄遵宪与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小庆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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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捷

转自《中国典籍与文化》（京）2009年2期第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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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为强制推行西方医学，施行了一系列压制打击传统汉方医学的政策和措施。面临着政府的封杀政策，日本全国各地的汉方医生纷纷起来反抗，以东京为中心，形成了以争取政府承认传统汉方医学的价值、要求保护汉方医生的生存权利的全国规模的运动，这就是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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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及其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西洋医学，一方面对传统的汉方医学不断采取压制打击措施。明治八年（光绪元年，1875）二月和明治九年一月，政府两次向东京、大阪和京都三府及全国各县下达有关医师考试法的通告，这个考试法规定，凡希望申请医师开业执照的人，必须通过理化、解剖、生理、病理、药剂和内外科等七种西医科目的考试。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二月，又公布了更加详细的《医术开业考试规则》。按照这一系列新法规，学习汉方医学的人也必须先通过西医科目的考试才能取得开业执照，这就迫使汉方医生的子弟们只好放弃汉方医学的学习转而攻读与考试有关的科目，实际上造成了汉方医学后继无人的危机，把汉方医学逼到了极为困难的处境。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三月，山田业广、清川玄道、森立之、浅田宗伯等当时最为著名的汉方医生发起成立了汉方医生的组织温知社，在研究汉方理论和交流治疗经验的同时，共同商讨汉方医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温知社成立后不久便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组织，以此为据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抵抗明治政府医制改革、维护汉方医学生存发展权益的明治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但是，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1883）十月，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三十四、三十五号太政官布告，公布了《医师执照规则》，日本汉方医学的生存之路被封塞，全国各地汉方医生纷纷停业或失业，汉方医学从此走上衰退之途。不久以后，温知社的中心人物森立之、清川玄道等相继去世，很多会员因失去希望而离会或拖延交纳会费，温知社于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宣布解散。温知社宣布解散的第二年，在宫廷内担任皇族侍医的浅田宗伯等汉方医生以改革养育方法为名被解职，汉方医学界最后的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明治二十三年（光绪十六年，1890），在日本首届议会召开之际，为向议会请愿要求颁发和汉医师开业执照，全国的和汉医学医生组织召开了帝国和汉医总会，并在翌年第二届议会召开时提出了《医师执照规则改正法案》。但是，这个改正法案在明治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第八届议会上被否决，日本的传统医学从此进入了濒临灭绝的黑暗时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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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写不仅写出了森立之豪爽洒脱的性格，也传达了宴会上自由阔达的气氛。黎庶昌在为森立之《自作寿藏之纸碑》所作的文章中也说：

日本森君立之，笃信好学。喜聚钞本古书，点勘证订。自少至老，卷尝在手。迹其生平事业，若隐若仕，界于医儒之间。③

表达了黎庶昌对热心于收集和校勘古书的森立之的理解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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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汉方医生今村亮（号了庵）的诗集《了庵剩稿》卷一中有《寄清人》二首云：

只道天涯如比邻，如今初信此言真。幸逢公事清闲日，诗酒相陪情更亲。
文物典章天下垂，岂同英佛竞新奇。从来太巧翻为拙，今日洋人知不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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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诊病奇侅》翻译成汉文的松井操，近藤修之助撰《明治医家列传》中记有这样一段逸事：

问先生以学历，先生曰：“予健忘，一无所记。昔日之事今已遗忘殆尽。”再问：“先生自身之姓字亦忘者，何也？”怡然对曰：“无可答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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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井操的微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受到政府压制打击的汉方医生们的苦痛和绝望。处于这种心境之中的松井操决心把日本传统医学的腹诊方法的集大成之作《诊病奇侅》翻译成汉文，以便将其介绍给中国、朝鲜，并进一步介绍给西方世界，这一行动中寄托了他希望在日本之外为日本汉方医学留下一线生机的寓意。如果联想到《诊病奇侅》的出版与温知社的解散恰恰发生在同一年这一史实，我们一定可以理解当时松井操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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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里所说的脚气指湿脚气病，是一种类似维生素B缺乏症的疾病，除手足麻痹、下肢沉重、行动困难等神经症状外，还会有心悸亢进、血压低等循环器官症状，甚至会引起被称为“脚气攻心”的急性心力衰竭，严重时造成死亡。德川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均死于此病，明治天皇也患有较为严重的脚气。脚气病为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疾病，明治政府专门在东京设立“脚气病院”，由汉方医远田澄庵、今村了庵和西医佐佐木东洋、小林恒分别负责治疗，以比较汉方医与西医的治疗效果。在这种由政府造成的汉方医与西医针锋相对的竞争局面中，特意将何如璋为答谢诊疗赠送的匾额挂在玄关正面，这一行动本身既表现了远田澄庵对自己医术的自信，也体现出他受到何如璋赞赏时的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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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二年（1879），经浅田宗伯的治疗而病愈的黄遵宪为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将一幅中国制的黑色头巾——道士巾，或称乌角巾——赠送给浅田宗伯。中国历史上曾有东汉郭林宗为避党锢之难戴着折角巾周游郡国以及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漉酒巾的故事，道士巾本身也被视为一种超脱俗世的高洁志向的象征。在政府当局压制汉方医学的政策以及洋医（西医）学者对汉方医学的攻击中深感孤立和愤懑的浅田宗伯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不仅到宫廷内工作时戴着，而且还向温知社的干部们推荐。于是，温知社中的骨干数十人都加以仿制，道士巾成为温知社同人的一种标识。明治十三年（1880）正月，以清川玄道为首的温知社领导在浅田宗伯家**，清川玄道将自己戴道士巾的感怀诗拿出来给大家看，浅田宗伯、今村了庵及在场的同道们纷纷和韵。浅田宗伯将当时的唱和诗命名为《仙桃集》，请黄遵宪作序，这就是黄遵宪的《仙桃集序》。《仙桃集》原件为一幅长卷，现在由日本当代著名的汉方医生矢数道明先生收藏。该卷题有二十一位温知社干部的诗作，卷首绘有道士巾和仙桃图，（图一）并有浅田宗伯之子浅田棕园抄录的黄遵宪《仙桃集序》。（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