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为梦想不将就

章开沅简介：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学界泰山北斗，中国近现代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辛亥革命史，被誉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在商会商团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文献、湖北区域史、资产阶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也卓有成就。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香港中文大学“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等，被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日本创价大学、日本关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美国田纳西州长授予荣誉公民证书。其弟子桃李满天下，学界有“章门”之谓。

本文为章开沅先生于2004年11月23日晚7:30时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的演讲实录

为梦想不将就

19世纪结束20世纪到来之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中国并没有因为20世纪的到来就一片光明。20世纪的到来，就是义和团，就是八国联军，就是辛丑条约，而经过整整一百年，从世界到中国，都积累了很多深层的文明危机。所以，当21世纪正式到来的时候，一件件意想不到的怪事都来了。什么中美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科索沃战争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次轰炸把我们有的高层人物都炸懵了。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来了，自然的报复也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都来了。首先是“非典”，接着是“禽流感”，明年又会来一个什么病大家还不清楚。你们广东首先是疾病的发源地，（笑声。。。。。。）当然这句话讲得不准确，但首先受害的是广东。我们也紧张，全国都紧张。我们不是凶险的预言家，但是历史痛苦的经验教训太多，这就包括一种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经常讲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现在虽然给它平反了，但习惯上人们仍然不大喜欢它。乌鸦就像鲁迅作品中所讲的那种人，别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还要说人家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讲主人当然就不高兴。反正这种事情很多，但我坚信历史是有用的。我们历史学家不仅是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我们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史学不在乎别人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最重要的是应该自强。从事史学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学生，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它确实有价值。我这几年总在强调“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要体现史学的价值。我之所以还要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要证明史学是有用的。（掌声。。。。。。）

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所以，我不过多地讲现在史学的处境怎么样，我不认为史学当前是一片黑暗。现在奋发有为的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多了，当然问题也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　　　

为梦想不将就

二、史学的自省　　　
　
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的自省。我们不能光埋怨社会冷漠史学，反过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关心社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04年暑假“中联办”委托我们举办一个香港中国历史教师高级研讨班，我就讲了这个问题。史学应该自省，要自强。我们史学同行往往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客观上可能是这样的，但却不能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我们应该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过去，我们的前辈黎澍说过一句话：什么重视不重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史学界多出几个容国团，多出几个庄则栋，多出几个李富荣，保证中央重视。（笑声。。。。。。）这话也不错，我现在体会更深，史学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并不比经济学家差。（笑声。。。。。。）经济学家非常重要，有很多重大的建树。但恕我直言，经济学家也有某些误导，并非每个经济学家的主张都是对的。已经有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也有误国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有经济学家愿意讨论的话，我们另外找场合讨论。（笑声。。。。。。）
　　
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史学界现在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他既保持了个人独立的人格，也保持了学科独立的品格。据我观察，吴敬琏在有些重大问题上陷于孤立，不过他往往坚持的是正确的。他甚至遭到围攻，在经济学家中受围攻，这是光荣的孤立。

另外一点我们要反省的是，就从学科本身而言，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包括韩国也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从他们的史学里面汲取一些好的东西。但现在我感觉好像学过头了一点。别的我不敢讲，至少以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有不少人老是跟着别人转，首先是跟着美国转。费正清提出来“刺激—反应”理论，特别强调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反应，这个模式延续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这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提出“中国中心观”来批评他的老师。这个批评很对，因为“刺激—反应”模式过分强调外在刺激，而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我们则有人把柯文的新见解当作最佳范式。现在又出来一个王国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后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认为西方中心不对，中国中心也不对，应该有一个更超越一点的范式。所以这就很奇怪，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范式吗？为什么每一种范式都要靠美国人提出来呢？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我们了解得更深更准确，还是美国人了解得更深更准确？　　

为梦想不将就

不要老是跟着新的转，其实旧的也不一定都错。我们反对拘守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稍微懂点西方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是汤因比最早提出该见解的。我们20世纪40年代读大学本科，老师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过“刺激—反应”理论。费正清把这个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什么都归结到“刺激—反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等于说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以后这个“刺激—反应”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刺激—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能用这个单一模式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不能仅仅用“反帝”、或者说“革命”来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样。“反帝”模式不对，“革命”模式不对，“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正确，但不等于说没有“反帝”，没有“革命”，没有“刺激—反应”。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就觉得新的最好，就马上就紧跟过去，没有自己的头脑。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是从西欧社会提炼出来的概念，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不能说不可借用其理论、方法与思想，但是也不必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作自己的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责备年轻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层的管理问题。我不是当面讨好在座的纪宗安副校长，这也不是大学校长所能决定的，因为上面有一整套评价标准，这不是大学校长、包括社科处处长所能改变的。我不说是谁制定的，大家心里也清楚。反正我们上面有一整套“紧箍咒”，一套过分量化的、本身就体现急功近利的管理指标体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不像过去，过去我们也有“紧箍咒”，就是泛政治化，打政治棍子，非常可怕。怕成“右派”呀！甚至怕变成反革命。现在，这个指标体系跟含金量结合起来，跟经费结合起来，你必须依此运作，才能够立项，才能够拿到经费，才能够晋升，才能够提高你的学科，才能够提高你学校的地位，还有你自己的地位、生活待遇。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实际上，这个症结如果不消除，单纯对中青年学者进行什么学术规范教育，没有多大用处。我是公开表明此观点的，不讲这个问题就算了，要讲就是矛头向上，因为责任在上面。我们的管理部门一再强调，反对急功近利，消灭浮躁学风，杜绝学术腐败。但是，倘若你的指标体系没有改变，比如要求一个硕士生在读期间发几篇文章，一般的刊物还不行，还要什么核心刊物，那岂不是强人所难吗？而且这本身就有些矛盾。（掌声。。。。。。）我好像失言了。如果因为我的讲话给学校工作带来什么麻烦，我感到很抱歉，愿意把鲜花献给纪（宗安）副校长。（笑声、掌声。。。。。。）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讲几句。(笑声。。。。。。)
　　
我认为一个正直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庸俗的你好我好、互相捧场之中，有些问题该讲还得讲。我在20世纪最后几年讲的话曾被视为异端、另类。我无非是说了“善亦俱进，恶亦俱进”八个字。结果有人出来非难：这个声音为什么与主旋律不协调？21世纪那么好，你章开沅为什么偏偏把老祖宗的话搬出来？其实那是章太炎讲的，不是我创造的，而他也不是我的祖宗。（笑声。。。。。。）武汉的《长江日报》用好大的标题把这八个字公之于众。我很感谢该报，它还敢刊登这种当时被视为非主流的文章。后来有些人竟然骂我是复古主义者，责问我：你还想穿土布吗？你现在穿得这么漂亮不是现代化的恩赐吗？你还说现代化不好？我说我就是研究现代化的，现代化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神圣的东西，其自身亦有很多很沉痛的代价，所以我才搬出“善亦俱进，恶亦俱进”的老话题。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在讨论后现代化了。
　　
不过现在总算形势大好，很多人说章开沅还能预先提出一些问题，好像对科索沃战争还有点思想准备似的。（笑声、掌声。。。。。。）历史学家毕竟不是算命的。我可不是星象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中找出某些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带一点智慧性的东西。有些话我还得讲，有些话讲了即令没用也得讲，至少可以录此备忘，让数百年之后人们还记得某某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冷漠。我们有些人总觉得人家不重视自己，感到好像很无奈，所以有时不是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

为梦想不将就

三、史学的前景

最后谈谈对史学前景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史学是一片黑暗，能正确、积极认识和探索史学者，大有人在。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在读的学生，能够充他认识到史学的价值，愿意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而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十分令人欣慰。
　　
那么，中国的史学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现在不断有人在探索新史学。关于新史学，关于史学革命，或者叫做史学革新，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而且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可能我的意见保守一点，我认为史学的根本、史学的基础是实证。这就是说要从史料工作开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学就是研究历史，历史必定有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的载体一种是文献，一种是实物。当然，文献可能有作者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不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如果脱离了这些文献——地下的和地面的实物，你怎么从事历史研究？
　　
现在有的把人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笑声。。。。。。）
　　
今天早上，我很偶然地碰到一位将近60年未见过面的中学同学，我们在一个中学呆了整整五年。对于这五年共同度过的时光，他的记忆和我的回忆就很不一样。（笑声。。。。。。）我认为自己很笨，很老实，很爱求学，是一个读书迷，而且循规蹈矩。他却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这大概是惟一正确的话，[笑声。。。。。。]其他就很难说了。）并认为我最聪明。同时，他又说我最调皮捣蛋。有位姓金的老师原是国民党的官员，教我们语文。他一口扬州话，曾把“咄咄”念成“出出”，我们喊他“金出出”。我这位同学说此绰号就是我取的。（笑声。。。。。。）我从来没有发明这个绰号，（掌声、笑声。。。。。。）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还有一件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说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成天唠唠叨叨，整个班的人都烦他，就是没有办法来治他。我同学又说是我出的主意。（笑声。。。。。。）那时伙食很差，偶尔打打牙祭，而这位数学老师又很爱吃肥肉，有次正好是我帮厨，就很慷慨地把肥肉盛了一大碗给他。他当然很高兴。后来我们又给她“敬酒”。当时没有酒，就用米汤去敬，结果灌了他一肚子水。然后我又组织人把厕所占领了，（掌声、笑声。。。。。。）每一个茅坑蹲一个人，（笑声。。。。。。）那老师的后果你们就没办法想像了。（笑声。。。。。。）现在想来，我当时再坏也不可能到如此程度。（笑声。。。。。。）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我曾经在中国地质大学做报告时，对该校的同学说我们是同行。他们很奇怪，学历史的怎么和学地质的是同行呢？我说，你们不是到处去勘探吗？我也到处去勘探。你们勘探地质，我去勘探史料。你们取样要保存原来的地层结构。我们择取史料也不能离开原来的文本，这与矿石取样不能忽视原有地层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史料在它存在的原始文本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前后左右都弄清楚。可惜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计算机里一检索，把有关的资料调出来，拼接起来便成文章。这是最害人的。在座的有贵校古籍所的老师与同学们，我不敢班门弄斧。总之，版本、目录、校勘、考据都很重要。　　

实证不是史学最后的工作，但颇为重要，这一点大家千万不可轻视。不要过分地听从一些现在新奇的理论，这些东西可以做某种借鉴，也可以弥补过去某些传统史学理论的不足，但切不可忘记史学的根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就是说，你不能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存在过，怎么可以胡诌！现在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是虚构历史。如果通过切实的史实整理、考证，然后寻求一种合理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最起码的工作，最前期的工作，是史料的分析，否则便离开了史学的根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都坚持这一观点。虚构的史学就没有意义了，那样的历史任何人都可以讲。现在的电视剧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讲雍正，可以讲康熙，讲什么什么的，胡编乱造。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学也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第六感LYT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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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唯物史观。

萌萌萌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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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独自前行

好贴留名

wall

任何一个人都要以自省为己任，尤其是史学家，历史就是拿来自省的，不然何来进步一说？摆正正确历史观，全方位思考，才是一个民族之魂所在！楼主观点很好，小伙子不错，跟我一起学造反吧

呵呵燚

我觉得我们公选课的老师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