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妺逐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修改稿）
孙景坛
提要：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 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关键词：主父偃 推恩令 《孝经》 举孝廉 百家合流 儒术合流 有机合流
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往往都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对此，笔者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一文中已指出，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基点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什么说是“推恩令”呢？本文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为梦想不将就

“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

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说到底，主要是思想上采用儒学为指导，政治上“削分封，行郡县”。这两个变革，严格说来不可分。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说明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时，只侧重思想领域，忽视政治领域，这很容易造成两者的脱节，从而使人模糊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把两个变革联系起来，才能说明二者的统一性。

[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它表明：汉武帝不仅正式采用了儒家思想治国，而且取得了成功，从而完成了汉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

并且，“推恩令”的整个过程都清楚明白，有案可查，不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是田蚡还是董仲舒提的建议，武帝采纳了没有，诏令何在？一千年来，虽经众多学者反复考证，但至今仍是一笔令人迷茫费解的糊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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妺逐

“推恩令”告诉我们：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先秦学术的主要特点就是百家争鸣，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百家争鸣只是先秦学术的前期特点，从战国后期起，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百家合流。百家合流比百家争鸣还重要，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试图解决问题，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结果。百家争鸣表明：参加争鸣的任何一家学说，都有极大片面性，无一能单独解决中国古代的社会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合流势在必行，所以在战国后期，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都认识到了百家合流的重要性。如荀子，他虽然“隆礼”，但对“法”的评价却很高，以致后来有人否认他是儒家，认为他是法家，唐代韩愈为此专门著文为其辩护，但仍认为他“大醇而小疵”（19） 。这是不懂百家合流的缘故。战国后期的两个官办学术中心，“稷下学派”与“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路线也主要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遗著《管子》和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是百家合流的产物。过去，人们都认为《管子》混入了其他学派的作品，不妥。实际上，它是当时各家参加稷下学术讨论的论文汇编；人们都认为《吕氏春秋》是杂家，也不妥。它是首次系统研究百家合流的尝试。术家是百家争鸣最后产生的一个学派，在术家那里，百家合流的思想一开始就体现得较突出。术家虽然极力反对儒家，但却口口声声讲法，张口闭口“法术之士”，以致后人误将术家归入了法家。术家脱胎于法家，搞的百家合流，主要是“术法合流”。

汉初的“黄老之治”，传统上将其概括为道家，这也欠妥。“黄老”虽然哲学上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却归属两个学派：《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经法》、《十六经》是“法”，所以“黄老之治”本质上是“德法合流”。而且汉初的“黄老”，不仅是“德法合流”，还吸收其他学派的许多有益成果。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是典型的百家合流吗？

百家合流，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两个学派或两个以上学派的思想的结合，都可以叫百家合流。但不是所有的百家合流都是“有机合流”。所谓“有机合流”，就是这种合流不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即能成功地解决中国古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前面所举的荀子、“稷下学派”、《吕氏春秋》、“术法”、“黄老”等学派的百家合流，就不是有机合流，因为它们在实践上最后都失败了。只有汉武帝的“儒术合流”是成功的，因为它们胜利地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两种体制的顺利接轨，是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不过，这种“有机合流”还要进一步分解：是儒家的什么思想与术家的什么思想的合流？前面讲过，汉武帝所崇尚的儒学主要是《孝经》，所采纳的术家思想主要是郡县制，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确切地说，应叫“儒孝与术体的合流”或“孝术合流”。

妺逐

“推恩令”告诉我们：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古代学术就是“独尊儒术”，这是不对的。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学术既不是“独尊儒术”，也不是一直为“孝术合流”。“孝术合流”只适合于汉代，只有两汉才“以孝治天下”，用人为“举孝廉”，后世无“举孝廉”制。后来，由于中国各封建王朝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遇到的问题不同，治国思想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学术界不断地对百家进行新的有机合流。因此，百家的有机合流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以后是晋。晋上承曹魏，下接六朝，统一时间较短。但晋在学术上与汉有根本的不同。虽然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思想也比较杂，但在百家合流上主要表现为德道与儒的合流，或叫“德儒合流”，即老、庄的德治思想与儒的合流。这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德道家，基本经典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其学术特色为“玄学”。德道家为什么要合流儒学呢？因为二者的政治思想很接近，如孔子也讲“德治”，并且体制思想相同，都坚持“分封制”。魏晋南北朝在治国实践上的最大变动，就是恢复了分封制，以及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九品中正”制。

隋唐的百家合流与汉很接近，都是“儒术合流”。古人说“汉唐经学”，就是凭直觉认出了汉唐时期在学术思想上的同一性。但隋唐与汉在学术上还有一定差别，就是隋唐的儒学主要不是“孝”，而是“仁”。“仁”既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创立的一种政治学说，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不过“仁”在孔子那里只是提出了基本设想，最后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将仁正式概括成了“仁政”。什么是“仁政”呢？孟子认为“仁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从经济基础上做起，即实行“均田”。孟子理想的“均田模式”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来还据此设计了一种“井田制”。过去，有人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来自北魏，但事实上这种“均田思想”的发明权是孟子，而且孟子还将它定为孔子“仁学”的根本内容。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只有唐代贯彻了“均田制”，所以只有唐代儒学才是正宗的儒学。唐代虽未把《孟子》列为经，然而孟子地位的提高却是自唐开始，到五代才被正式认可的。过去人们经常说“两千年来孔孟之道”这是不对的。唐代与汉在用人制度上的差别，就是正式采用了《论语》中提出的“学而则优仕”，完善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因此，唐代的“儒术合流”，实际是“儒仁与术体”的合流。或叫“仁术合流”。不过，这一合流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唐太宗想按儒家的政体主张，恢复分封制，后来是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篇《驳世封书》（20）予以阻止，才正式实现了新形势下的儒术合流。今天理论界多以柳宗元的《封建论》来说明唐代废分封，这是对历史的误解，柳宗元只是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者，非当事解决人。
宋明的百家合流又与汉唐、魏晋不同。传统上说宋明理学，就是朦胧地看出了理学与经学的差别。事实上，理学的主导方面不是儒学，而是术家学说。理学的政治思想，是经汉初董仲舒进行“术儒合流”的“三纲”。笔者早就指出，董仲舒不是儒家，“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三纲”的发明权是先秦术家韩非。理学虽以儒家文献为经典，把《十三经》改编成了《四书》、《五经》，但它突出了秦代“术儒合流”的《大学》、《中庸》，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并且通过注释方式，把术家思想全部注入了儒学中，即传统上说的“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从理学开始，人们读经不是读经本身，而是重点读注，“皓首穷经，旨在穷理”。理学虽强调科举，但此时的科举已经完全僵化，因为理学占据了它全部的灵魂，“八股”就是宋明科举的主要特点。由于理学的性质是术家，所以明清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就是术家思想专制的沉渣复起，明代的“文字狱”，甚至株连到了儒家宗师孟子。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五年翻阅《孟子》时，他不懂要主要看注，而是错误地去读了原经。当他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等句时，便大发雷霆，骂道：“这老儿倘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牌位从孔庙中撤了出去。（21）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删《孟子》，除去了其中与“三纲”等思想相矛盾的85条语录，余下的编为《孟子节文》，科举取士以《节文》为主。（22）宋明在治国上的另一大变更，就是把“术治”制度化，如宋代的“文人带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等制度；明代的“锦衣卫”和“东厂”的克格勃统治等。在理学中，孔子被主要安排到了信仰领域，孔庙只不过是个偶像群，几乎整个政治思想都被术家所独占，宋代开国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充分说明了儒学只剩了一个空壳。可是，理论界至今仍将理学当作儒学，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推恩令”虽然没有具体解决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问题，但它确为后来学术发展昭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就是要对百家继续进行新的“有机合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把中国历史引向谬误。

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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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萌萌鸡

没人敢提大宗的也要推恩么

大大大宝哥

武帝明行推恩令，实则削藩国，将诸侯不服中央之患解除，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