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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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宋的综合政治区

    南宋疆域的大小、形状、首都的位置，以及跨高层行政组织之设置，较北宋有了很大的改变，行政制度的地域差异，也完全不同于北宋的结构。这就意味着，南宋疆域内大区域的划分，会与北宋有很大区别。
    南宋不再存在北宋发运司那样唯一的跨高层“准行政”组织，但是出现了新的类似组织，即四个新生的财政督理型跨高层准行政组织——总领所，分别为三至五个军管型的准行政组织——制置司或宣抚司——供馈军需，总共辖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路分。这些财政督理型和军管型的跨高层准政区，决定了新的地域分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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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使始见于唐开元元年(713)，是作为监察地方赈灾事务的朝廷特使；(12) 制置使则始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负有地方军事职责。(13) 在北宋，制置使仍与军事事务有关，如开宝七年(974)，命钱俶为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帅吴越兵攻南唐；(14) 而宣抚使一职，在北宋初仍承袭唐制，但到了庆历二年至四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先后以参知政事或枢密副使之资宣抚河东、陕西、河北，(15) 宣抚使一职变为调整沿边攻防大略，或统筹重大战事的高级军职，与制置使职能接近而地位较高。不过，虽然北宋的宣抚、制置使将“某某路”置于职衔之前，但只是到某路执行公务的意思，只是暂驻地方的中央官员，并无明显的地方官性质。并且，同唐代一样，北宋也很少任命宣抚使、制置使。

    靖康元年(1126)金人入侵，此后十年境内充斥战事，由于全境的军队调动和军事行动频度突增，宣抚使、制置使的任命也经历了一个数目猛增、官员调动频繁、出现明确辖区但辖区不断调整的过程。至绍兴五年(1135)，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荆湖南路等内地路分内乱已经平定，主要军事行动移至江淮地区及川陕交界处，宣抚、制置使的设置，也集中在宋、金攻防界线。同时，宣抚、制置使也完成了由军事长官到地方军政首脑的演变，出现了元人方回所说“宋以制置使、宣抚使专阃”的情况。(16) 至此，江淮、京湖、四川三个军管型准政区已经成型，其长官或是宣抚使，或是制置使，但相对而言，任命宣抚使要比制置使少得多，而前者权位则超乎后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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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领所辖区不像高层政区那样明确，然而它与宣抚或制置司辖区之间，在地域上的匹配大致成立：制(宣)、总两司在四川的辖区是一致的。在京湖，两司皆辖有京西与湖北两路，而总领所长期辖有的荆湖南路，只是偶尔在制置司统辖之下。至于江淮，不管是只置江淮制置(宣抚)司，还是分置三司，皆由淮东、淮西总领所负责供馈。这样，财政型与军管型的跨高层行政组织，互相匹配，形成四川、京湖、江淮三大区域。
相同性质的跨高层行政组织的普遍、稳定设置，使得南宋的各大区域之间的分划，一改北宋以功能为主要标准的结构，出现了区域之间功能同化的现象。三大区域平行分布，皆呈南北走向，其行政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本区域独立军事行动的需要。

    当然，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还是存在的。由上文可知，各大区域制置(宣抚)司的建置，自东向西渐趋稳定；制置(宣抚)司与总领所之间的契合程度，也是由东向西愈益紧密，即离首都越远，两者之间辖区的契合程度越高。
各大区域跨高层行政组织的功能完善程度，也表现出相同的西高东低的空间特征，离朝廷最远的四川制置司，是同类机构中最为稳定的，四川总领所较其他三总领更为独立，功能更完善。(25)
但是，因区位不同而导致的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否定四川、京湖、江淮三大区各自作为内部联系紧密、独立性很强的政治区的存在，相反，可以视为使三大区作用、生存能力相接近的手段：距离朝廷越远的地区，当然越需要有独立应付军事格局变化的能力。
无疑，上述三大区域在南宋时期成为性质相近的军事、财政结合的“独立攻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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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都城之区位，也不像北宋那样位于国土中心地带，而是偏处一隅，因此，其附近地区不宜再以“核心区”名之。虽然淮东总领所置司于两浙路(镇江府)，并且沿江制置司与淮东总领所都辖有浙西一部，但两浙之大部，仍在诸制置司、总领所辖区之外，且系首都所在，与中央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与之相邻的福建路，也不再是“边远”地带，既非用兵重地，财赋亦直输中央，(26) 朝廷在该路的控制力，仅次于两浙路。行都最直接有力的军事屏障，由江淮大区提供，而两浙、福建路，则围绕行都形成最后防区——尽管宋亡之前的战事证明，这一防区不堪一击——并为中央政府提供主要的财政支持，是中央政府之根本所在。如果制(宣)、总二司可以看作中央在各大区域的代管机构，则两浙、福建路，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似可以“京畿拱卫区”名之。

    至于广南东、西路，远在南隅，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来看，其在南宋仍未改变“边远”状态。定差、摄官及对于两路官员的各种酬奖制度之实行，大致类于北宋；两广财赋对南宋朝廷的贡献甚小；并且，在宝佑二年(1254)元人征服大理之前，两广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也远不如其他各路。这表明此二路与南宋中央之联系仍然逊于其他诸路。在行政建制上，在绍兴初虽有“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帅司，以殿南服”之议，(27) 然则二广沿边向来不是用兵的主要地区，故未尝有制置(宣抚)司、总领所之稳定建置，我们仍可以“南方边远区”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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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之大区分划，及前文对诸制置(宣抚)司、总领所辖区之分划，南宋之政治地理结构，可以图2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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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慕寒3的百度相册

中华笑天

北宋的政治地理结构，是由首都(点A)向外辐射的模式，由京畿核心区(内圆1)至东南供馈区(半圆环2)和北方防御区(半圆环3)，再到南方边远区(半圆环4)，控制力逐步减弱。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北宋模式又是各种资源通过中央进行重新配置，各方力量由中央集中调控的格局，是一个强调中央集权的内敛模式。如果在3之外补上半圆环5，这个模式，就完全符合上古以来理想中“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荒服”的均匀辐射的圈层式的政治地理结构。
不过，我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大都比较靠近主要外敌所在方向，北宋承袭了这一传统，使得这一模式的重心偏向北方，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半圆环5，可以看作在北方敌国压力下内凹的一块。来自各个方向的外部压力不均衡，与内部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是导致政治地理结构偏离理想模式的两个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与前、后历朝的政治地理结构相比，北宋的模式仍然最接近于圈层式的理想模型，是建立在地域职能分工前提下的圈层式结构。这种结构最便于对国土各个部分均匀地施加影响，这也是北宋“安内”较为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是，区域之间的功能异化使各区都需紧紧依靠中央，缺乏自成一体的能力。比如，在区域3内，大量军队急需供馈，却不能与区域2直接联系，而需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这种反应方式当然不可能有随时权变之功效，此为北宋模式的最大缺陷。

    较之北宋，南宋的政治地理结构可以说是全新的。
凡包括北部防线之一段的综合政治区，其形状皆是南北长而东西窄，所需防守的边面、江路短而纵深大，呈颇具穿透力的狭长型。除了南方边远区(5)之外，其他四大区域一致由南向北平行排列。如果江淮区(2)分置淮东、淮西二制司，分别与二总领相匹配，那么，区域2中间又可划出一道南北向的界线，南宋各区域的南北走向就更为明显，呈现同质平行的分块式结构。由于2、3、4各大区域之设计及其形成，都由便于区域内部军、财合一之需要所推动，各区域对于中央政府和其他区域的依赖较小，有助于各守边面，独立应付军事威胁。
北宋各大区功能不全、相互之间联系松散而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致命弱点，在南宋模式中得到了纠正。
不过，既然本区域内部可自成一体，中央的影响自然减弱，南宋模式就不如北宋模式那样有利于中央集权，显然是出于两宋之交政治形势剧变、外来压力突增之故，南宋中央政府不得不调整政治地理结构以应对主要威胁。
因此，关于政治地理结构之设计理念，也不同于北宋时内敛的一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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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先生认为，《尚书·禹贡》勾画了战国以来两种理想的政治地理结构：
分块式结构的“九州制”与圈层式结构的“五服制”。
秦汉以来，它们一直是政治地理结构的两种基本形态。(28)
北宋的政治地理结构，比较接近于圈层式，而南宋则是分块式。
但在上述主要空间特点之外，两宋都各自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
北宋“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政治主导原则”致使高层政区与自然、人文因素的区划不合，也使个别区域由北而南的纵深走向，显得与圈层式的主体结构格格不入。但这种以北制南的方式，与中心控制周边的内敛模式一样，是出于“自内而制外”的目的。(29) 可见，北—南走向毕竟只是北宋政治地理结构发展的次要方向，“内外”是“北南”的前提，“北南”只是“内外”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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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
在北宋，作为不同的“臂”或“指”的个别地区之间，存在着可与“有机体”的器官相比拟的明显的功能差异。就是说，除了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确然无疑的指挥与服从关系之外，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在整个国家内部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在这一分工体系之下，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自足的整体。
但是进入南宋，较大尺度的地域之间的分工与组合是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的，它们的差异主要通过区位的不同来表现，而职能的分化已是极大弱化，并主要存在于首都所在的“京畿拱卫区”与其他的“独立攻防区”之间，至于每一个“独立攻防区”，则都有条件各自成为性质相近的自足整体。进一步寻求功能的分化，可能要在每一区域内部着手，即进行更小尺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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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间之所以有如此鲜明的对比，或许可以如此解释：
历代中央政府都不得不面临来自内外两种方向相反的压力，一种政治制度，往往只有利于应付当前的主要压力，却不可避免地在处理另一种压力时显露出弊端来。很难有一种体制，能够周旋于各种压力之间而游刃有余，因而，最终作出任何一种选择，都只是权衡内忧与外患，取其轻者而已。当这两种压力的主次关系有了变化，政治制度——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空间特点随之作出相应调整，从而决定了个别地区扮演的角色的转换，以及这些地区组合成国家的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地理结构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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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行政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跨高层行政组织性质的转变、空间组合方式的改变及其在政局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从而引起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这正是为了应付主要威胁而产生的必然调整。至南宋中期，“尾大”之弊已见端倪，四川(西南)之于临安(东南)，正如平卢、范阳(东北)之于长安(西北)，而吴氏之世袭，亦与安禄山之久任相仿佛，故北宋体制下绝不可能发生之叛乱，起于南宋中期。吴氏旋起旋灭，然而此后拥有辖境之内极大权威的跨高层行政组织终究未被取缔。毕竟，外来压力才是造成南宋政府一个半世纪以来寝不安席的主要原因。因此南宋中央之于地方，终究不能恢复北宋时的强大控制力。

    这一政治地理结构的剧变，揭示了北、南宋之间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变。
诸如宋代是中央集权最甚的朝代，或者说是我国历史上强化中央集权的转折点之类的看法，或许因此该有所修整。也就是说，符合上述说法的只是北宋，到了南宋，中央集权的强化过程中止，转而出现放权的趋势。重内轻外、重中心地区轻外围地区的思维，在南宋也只见于议论，在实际的施政过程中很难发现这种迹象。同样，由此引起的结果是南宋军力的增强。尽管南宋对金、元几乎一直处于守势，但较之北宋却大有改观：北宋西北大军屡衅于西夏，至南宋时期，蒙元毕征夏之功于一役，而为完成灭宋之业，却整整消磨了半个世纪。在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气势映衬之下，南宋守国之成效更显得难能可贵。这种业绩，至少要部分归功于政治地理结构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