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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黄朴民: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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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5 12:05: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江苏苏州
作者介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特聘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   教育部省属高校重点社科人文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中心专职研究员"
发表于 2021-3-25 12: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那里还可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因素或内在条件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加以指出,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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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5 12:25:4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诗解释到这种程度,哪里还剩下什么学术性,只有泼妇骂街式的霸道,典型的诛心之论,学者文人紧抱政治大腿的结果,就是折腾出这样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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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5 12:36:34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如有一位著名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虽说是在十年“文革”大浩劫结束后才出版的,但成稿当是在“文革”期间,因此,也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如《诗经.陈风》中“月出”一诗,居然让这位先生读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的内涵,这也太让人佩服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些诗句意思很浅显,也就是一张在皎洁月光之下的绝色美女的素描画像,首句摹写月色之美,次句写该女子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该女子投手举足的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该女子而怦然心动、情不自禁的感觉。可谓是后世曹植《洛神赋》的先声。可是,按这位先生的说法,“僚”当为“镣”的通假,而“窈纠”明明是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参考余冠英说),却被这位先生诠释为“五花大绑”之类。于是,该首诗的含义就被引申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失败了,奴隶主阶级反攻倒算,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将戴着脚镣手铐、五花大绑的起义领袖……“佼人”押上刑场,准备处死。我揣度,当时这位先生作此解之时,脑海里是一定浮现起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的情景。这同样是政治氛围窒息学术研究,最后弄出令人遗憾的“成果”的产物。

这不是郭沫若先生等学者个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趋时”对学术良知的压抑,对学术公信力的打击,其后果的严重性,乃是毋庸置疑的。

“自大”同样是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秕漏、留缺陷的重要诱因。这里我们所说的“自大”,不是指作为学者他个人的“自大”、目空一切,自鸣清高。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况下的“天朝中心”,民族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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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5 12:46:08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曾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的地位,这一点,只要不是脑残的人都承认。然而,“风水轮流转”,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确是被欧美先进国家所超越了,落后挨打了。这让做惯了老大帝国的臣民,当然包括学者在内,心里老大的不爽,心理失衡,郁闷得要命。在“天朝中心”意识的强烈驱使下,一些学者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找回文化的自豪,寻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中间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借助于研究的方式,来证明西方的发达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思想文化,等等,不是起源于中国,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文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从而为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找到学理上的依据。在这种民族“自大”心态的基础上做学术研究,其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当然免不了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

例如,近现代不少有关墨子学说方面的看法,就充斥着这一类自娱自乐的特色。随便检索一下,我们就能够领略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大堆“高论”。

“西学中源”是近代不少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命题,说法有很多,如西学源出《周官》说、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西学源出《大学》说,等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今天那些倡导新儒学一群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近代“西学中源”主张者的衣钵传人,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而已。

而在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当中,又以西学源出墨学说最为声势浩大,最为博人眼球。

这中间首先是所谓的西器源出于墨学,一些人通过对《墨经》与西方科技的比较,大言不惭地得出:西法、西方器械“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邹征君遗书》卷一),大名鼎鼎的黄遵宪也大放厥词,声称“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上下篇。”(《日本国志》卷三十二)

这些学者文人觉得仅仅是西器源自墨学尚不过瘾,于是进而阐发西教源自墨学说。薛福成论断“余常谓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而陈炽则更为夸张,干脆将摩西与墨子等同为一个人:“阅《旧约》、《新约》诸编,知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陈炽集》,第140页,中华书局)能够如此异想天开、牵强附会,的确称得神奇!

一些学者还是意犹未尽,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来了更为了不得的西政源自墨学说。皮嘉佑(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平等说》一文,颇有勇气地认定,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平等观,源自于墨子的“兼爱、尚同”之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释氏,立法于泰西……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一切都来源于中国的墨家那里,毋怪乎,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已是“墨政”之一统天下,就像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宣称的那样:“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 能说出这样的昏话来,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说话者的勇气!

由于“西学源出墨学说”也实在太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缺乏起码的学术公信力,所以,在学术界风光一段时间后,后劲不足,渐渐地有些难以为继了。但是国人们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雷打不动的,不会放弃自我中心为特色的文化“自大”狂热。于是,到后来就变化着花样,悄悄地改“西学源出墨学说”为“西学与墨学相合说”。

梁启超、吴虞等学者乃至孙中山、蔡和森等政治人物,都很热衷于倡导这类观点,什么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基本相一致,什么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息息相通,什么墨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有实质相同处,可谓天花乱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不守舍。

尤其是墨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相通之说,由于有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阐发,在当时的确极具影响,其一些重要观点,如“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墨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学说,与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学说,何其相类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等等,在今天的墨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较之于那种徒托大言的“西学源出墨学说”,似乎更显得以学术为本位。

但是,无论是“西学源出墨学说”,抑或是“西学与墨学相合说”,说到底,还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和文化本位心态,渗透并影响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产物。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不可一概否定,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种本位中心观的文化心理驱动和制约之下,学者也同其他国人一样,顺乎自然地进入自我陶醉、舍我其堆的“太虚幻境”之中,这样一来,学术就很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的婢女,而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与理性的科学精神时不时处于一种紧绷的矛盾对立状态,这走到极端,就会制造出诸如墨子与摩西为一人之类的神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

当然,我们在今天检讨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应当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注意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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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25 12:55:50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换言之,指出他们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是简单容易的,也是轻松自在的,可是,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难道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我想,答案恐怕多半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内忧外患迭至、亡国亡种迫在眉睫的近代,所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那么也一样会暂时搁置学术的科学性,而去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当然也可能走向胡适、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之路;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自“反右”以来、乃至“文革”浩劫的岁月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们也很有可能是步郭沫若先生的后尘,一样写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缺乏学术的东西,毕竟天地之中,只有一个顾准。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和嘲笑我们的前辈。他们的成就是令人羡慕的,而不足与失误却是微不足道,就如子贡所讲的那样,“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固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尽可能的少走弯路,尽可能的少留遗憾。同时,也可借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学无止境,连饱学如前辈,尚且还会出差错、留下遗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素人”,那么就更是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点的侥幸!

总而言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这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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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5 13:05:44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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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5 13:05:44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江苏苏州
我C楼主原来是基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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