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遗落的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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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香袋

张邦炜





摘要：宋代官员的俸禄，上层、下层相差数百倍，不可统而言之。俸禄的厚薄与腐败的程度并无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联。两者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历史上究竟哪个朝代最腐败，只怕是个既很难比较，又无多大意义的伪命题。历史有条铁的定律：廉洁兴邦，腐败亡国。赵宋王朝经历了初期较廉洁，后期极腐败直至最后灭亡的过程。一部宋朝兴亡史正是“历史周期律”的绝好例证。





对于宋代历史，误读误解不少。新近又添一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工资最高、最腐败的朝代。”凡事均有前后演变，且上层下层差别极大。探究历史问题，只怕离不开过程论与层次感。如果只是说宋朝腐败，虽有不分前期、后期之嫌，大体而言，并无不可。断言宋朝俸禄“最”高、“最”腐败，这两个“最”字似乎就值得斟酌了。

第六感LYT

宋人确实有此一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12]直到南宋灭亡前夕，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理宗谢皇后仍宣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13]清代学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恩赏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对此说有较为详尽的论证。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所谓“士大夫”在这里并非泛指数量众多的“公务员”群体，而是专指高官。
宋代官吏的俸禄，上层下层差距极大。据《宋史·职官志十一·奉禄》记载，仅就月俸一项而言，最高级别的官员高达“四百千”，最低级别的官吏仅“一千”而已。未入流、无品级者则无记录。所谓“一千”即一缗，又称一贯。两者相差400倍，岂可统而言之。禄粟最高每月200石，最低2石，前者是后者的100倍。正如研究者所说：“五品以上的高官，俸禄高得惊人。”“而广大的低级官员，俸禄很低，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14]他们不免牢骚满腹。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驿券即驿站发给的纸券，凭此享受有关待遇。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三班奉职，简而言之，即低级武职官吏。另据记载，有位书生投书县尉借米，县尉趁机以诗发泄不满：“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15]所谓“省钱”即“省陌钱”，当时官方规定77钱当100钱使用。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16]凡此种种都是宋代低级官员俸禄不高的佐证。而唐时白居易在做盩厔（即今陕西周至）县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司马时，对俸禄与生计则颇有满足感。其诗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文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17]唐、宋两代低级官员的不同感受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个人志趣与境界的差异。
除品级高低而外，造成官吏收入差距的因素还较多。如因机构不同而不同，任职于“闲曹冷局”即清水衙门与“要津剧任”即油水部门的官吏收入多寡悬殊。唐朝官吏便如是说：“闲曹犹得醉，薄俸亦胜耕。”[18]宋代官吏更是感叹：“薄禄庇闲曹，且免受逼卒”[19]；“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亲。”[20]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之间的差距就很明显，南宋初年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鬼。”当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21]于是官吏们想方设法，改闲曹为剧任。即所谓：“众人剪剪兮，趋慕要津。”[22]
又如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内任”即京朝官与“外任”即地方官之间差距也不小。唐代后期，藩镇坐大乃至割据，重外任而轻内任，“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23]宋代加强中央集权，与唐代后期恰好相反，重内任而轻外任，“指台阁为要津，笑州县为俗吏”，“已参选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谋改京局。”[24]“台阁”指中央政府，“堂除”指皇帝授意宰相直接任命官员。宋代官员调动频繁、内任外任不时互换，多少起到了些缩小官员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如何“削峰填谷”是道难题，有宋一代始终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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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重禄重罚”。宋代胥吏长期以来大多基本无俸禄。沈括《梦溪笔谈》记述道：“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胥吏“无常禄”，居然“致富”，靠的是“受赇”。所谓“赇”者，“贪污受赂”之谓也。王安石为解决这一突出的腐败问题，着眼于俸禄。他主张“尽禄天下之吏”。熙宁三年（1080），宋神宗采纳王安石建议，恩威并用，推行重禄法。当年京城和各地都拨出一大笔专款，用于支付胥吏俸禄。此后“岁岁增广”。同时又“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35]，宣布“受财者以仓法论。”[36]“仓法”的全称是“诸仓丐取法”，原本专门针对管理仓库的官吏。其惩处办法是：赃款不满一百文，判处徒刑—年，每增加—百文，加一等(即徒刑半年)治罪。赃款达到一贯，判处流刑二千里，每增加一贯，加一等(即流放五百里)治罪。赃款达到十贯，为首者刺配沙门岛。惩罚可谓重矣。并鼓励检举，其奖励办法是：检举判处徒刑的赃吏，赏钱一百贯；检举判处流刑的赃吏，赏钱两百贯，检举刺配沙门岛的赃吏，赏钱三百贯。奖励亦可谓重矣。重禄法将俸禄同奖惩挂钩，重禄与重罚并行，确有可取之处。


宋神宗、王安石等人深信：重禄可养廉，重罚能治贪。他们的设想是：“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而这一预定目标并未实现，其结果是：“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37]何以至此，其具体原因在于财力有限，未能做到“尽禄天下之吏”，于是出现了“重禄公人”与“无禄公人”之分。无禄公人抱怨朝廷口惠而实不至，仍然“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38] 重禄公人所得俸禄并不太“重”，实际收入不如从前“受赇”所得。他们贪得无厌，不惜以身试法。如果说“省官益俸”在统治集团支持率较高，那么“重禄重罚”则反对者较多。由于“议者不以为善”[39]，重禄法实际施行时间不长。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衣食既足，亷耻自兴”；“人知自重，不敢冒法”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宋代历史证明，高薪不能养廉。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之流俸禄最高最腐败，便是明证。贪官污吏欲壑难填，想让他们在经济上不必贪是不可能的。当然，低薪无薪更难促廉。薪俸是个再分配问题，并不具备反腐功能。它应当同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物价波动幅度相适应。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薪俸体系并适时加以调整，其主要作用在于理顺关系，安定人心。解决腐败问题不能着眼于俸禄，把增俸作为反腐手段，注定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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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晚期何以极腐败，宋徽宗的不少举措与宋太祖恰好是个重要原因。对于贪官，宋徽宗不是严惩，而是重用。他所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至于《戒石铭》之类，不过刻在石头上而已。民间讥讽道：“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77]关键在于宋太祖创立的权力制约体系，到宋徽宗时全面崩溃，三种权力恶性膨胀。一是宦权膨胀。宦官不再限员，“动以千数”[78]。升迁不再受限，童贯破例官至节度使，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号称“媪相”。梁师成突破“貂珰不以典机密”[79]的限制，“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号称“隐相”。宋人说：“自崇宁以来，祖宗之制坠废殆尽，而政事号令悉出阍寺。”北宋晚期，宦官权势最显赫也最腐败。“其势尤盛，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80]“六贼”之外，还有“十恶”，指谭稹、梁方平、李彀、兰从熙、王仍、张见道、邓文诰等宦官。二是相权膨胀。按照宋朝的旧制，宰相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或两相三参，或三相两参，或三相一参，或三相无参。而蔡京前后独相凡13年零11个月之久。依照陈规，三公“特拜者不预政事”。而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称“公相”，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遵循亲属回避制度，亲属不得同时担任宰执大臣。而蔡京任相期间，其弟蔡卞知枢密院事，其子蔡攸领枢密院事，北宋历史上出现了第一对兄弟宰辅、第一对父子宰执。三是皇权膨胀。依照所谓“祖宗家法”，政令的形成有一套既定的程序。简而言之，即“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81]宋徽宗“御笔手诏”行事，即不与中书省商议，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由皇帝专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施行，“违者以大不恭论”。[82] 宋徽宗滥用皇权，一意孤行，干出了“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83]等劳民伤财的坏事、蠢事，直到亡国。延福宫、万岁山、花石纲既是权力恶性膨胀的象征，又是朝政极度腐败的表现。北宋因极度腐败而亡国，其祸根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与恣意滥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不受约束与朝政腐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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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脆弱的制约体系


如前所述，北宋经历了由初期权力受到某些限制到晚期基本不受约束的过程。人们难免会问：其原因到底何在？关键只怕在于皇权政治下的权力制约体系本质上是脆弱的。


宋代的皇权究竟有多大，相权是否与皇权并驾齐驱，甚至高于皇权，在学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依我看来，宋代的皇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并非完全不受约束[84]，另一方面毕竟至高无上。相传，宋太祖曾到相国寺行香。他问僧人：“朕见佛，拜是，不拜是？”僧人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大喜，遂为定礼。”[85]当时甚至传说宋太祖本人便是所谓“定光佛”[86]下凡。可见，皇权岂止仅仅高于相权，无疑高于包括神权在内的一切权力。由于皇权至上，法律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以言代法，势必难免。前人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87]宋人说：“陛下有言，即法也。”[88]由于皇权至上，执法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宋史·刑法志》序称赞宋太祖“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这个“恕”字便是有法不依较为常见的明证。由于皇权至上，权力制约体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尤以制约皇权最难。宋太祖对赵普曾说：“朕欲不与，卿若之何？”[89]皇帝如果固执己见，臣下确实无可奈何。皇权是否受到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自觉与否。然而期望皇帝时时处处自我约束，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前人说：“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虑危之心则异，故不得皆为圣明也。”[90]岂止“不得皆为圣明”，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有几个 “圣明”天子。“居危思安”容易，“居安虑危”太难！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宋太祖并非所谓“圣明”君主，说他是什么“定光佛”下凡救世，无非是生活在乱世的苦难民众的“美丽传说”而已。宋太祖之所以较为开明，可用“迫于形势”四字解答。北宋建立之初，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政局动荡。“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苦于赋敛，苦于刑役。”[91]如何走出乱世，让新生的北宋政权不至于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是宋太祖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宋太祖感到坐天下“太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他说：“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92]并非纯属虚言假语。他不是“居安虑危”，只不过是“居危思安”而已。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93]所谓“他人”，并非专指割据势力，而是泛指一切有可能危及其皇权者。正是出于稳固政权的考虑，他对各种权力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与北宋初期不同，北宋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空前繁华，财政收入增长。尽管社会危机深刻，但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北宋社会俨然是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宋徽宗更非“圣明”之主，生性“轻佻”。所谓“轻佻”者，轻浮、轻狂也。他面对大好形势，岂能“居安虑危”，简直忘乎所以[94]。


据说统治者可分为两类，一类将权力视为负担，另一类把权力作为享受。宋太祖、宋徽宗都很典型。宋太祖显然属于前者，他因此彻夜难眠。宋徽宗无疑属于后者，他“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95]，绝无自我约束的意识。正如当时人所说：“国家承平既久，万事姑息，故爵赏太滥，典刑太轻。”[96]宋徽宗对其宠信的大臣、宦官、佞幸一味放纵，将限权分权之类的措施几乎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于是各种权力恶性膨胀。“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北宋权力制约体系走向崩溃，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草稿承蒙成荫、陈鹤学友阅读并提出修正意见，特此略表谢意。）

第六感LYT

[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风9

腐败高潮在明清。民国和我朝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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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笑天

应该是清朝

也许挥霍不起

最腐败？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点东西的观点很极端了!缺乏一颗公平的心！还有加精是八千代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