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刘秀之比较——从诸葛亮驳难曹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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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艳辉

　　摘要：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作为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历来为后人所关注和比较。作为文学家的曹植撰《汉二祖优劣论》盛赞光武帝。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则对曹植所论予以驳难。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较多地考虑光武帝个人才能，后者则强调众多人才的作用。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光武帝作为“中兴”之主大为史家所关注和“热评”，自有其历史原因。因此，曹植所论，亦非偶然。
　　关键词：曹植；诸葛亮；刘邦；刘秀；比较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147—04
　　
　　中国古代君主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地位，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并成为重要的研究和评价对象。曹植和诸葛亮是同时代人，又身处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对汉光武帝的评论和汉高祖与汉光武帝之比较方面多有异同。这给后人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和启示。这篇小文对此发表一点初步的认识，向史学界师长及读者朋友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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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曹植又从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个性特征出发，结合具体史事，将两人加以比较，揭示前者之德亦不如后者。他评论汉高祖“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肯定刘邦建立西汉皇朝的功业。同时，又指出汉高祖在待人接物上，“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甚至曾经“惑秦宫而不出”，又“窘项座而不起”，在同项羽的争战中不顾其父之生死，“于孝违矣”。曹植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还批评刘邦在对待吕后问题上的“寡计浅虑”，以至于弄到“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的地步，这也是刘邦的重大过失。当然，曹植也并非全面否定高祖，他认为汉高祖知人善任，对有才能的臣下，“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所以还是能“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于闾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总的说来，曹植认为刘邦行事“阙于微细”，不重“诗书礼乐”，轻视“士人”。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曹植在对汉高祖作评价时，既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业，又批评他在德行上的欠缺，注意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相结合，尤其是对刘邦“创业”、刘秀“中兴”时之客观形势的剖析，确有独到见解，从而做到了对汉高祖的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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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对的是，曹植对汉光武帝的评论，重点强调其德行。他称赞汉光武帝说：“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又说：“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细微，光武知于礼法。”曹植在对汉光武帝的“德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的同时，又分析汉光武帝在“德行”上与汉高祖的明显区别：是否“知于礼法”。
　　此外，曹植认为，在个人才能上汉光武帝也高于汉高祖。他指出：刘秀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昆阳之战(23年)中以少胜多，“破二公(王邑、王寻)于昆阳，斩阜(甄阜)、赐(梁丘赐)于汉津”，导致“军未出于南京，(王)莽已毙于西都”，对绿林军入长安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重新实现政治统一的过程中，刘秀能够“克东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在壮大自己势力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使“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躯毙，公孙以离心授首”，故而“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曹植在强调汉光武帝的“多谋善虑”时，虽没有直接提到汉高祖，但联系到上文中他曾说汉高祖“寡计浅虑”，在汉光武帝的光焰照耀下不免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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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曹植还从汉高祖、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对他们进行比较。他认为汉高祖手下人才济济，“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汉高祖“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所以能“兼天下而有帝位”。对于汉光武帝手下人才，曹植评论说：“战克之将，筹划之臣，承诏奉令者获宠，违命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他认为在汉光武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主要是其个人才能在起主导作用，与汉高祖相比，“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故而汉光武帝“将则难比于韩(信)、周(勃)，谋臣则不敌于(张)良、(陈)平”，所以汉光武帝具有突出的才能，以领导自己的属下完成统一大业。曹植在此突出强调了汉光武帝的个人才能，显然对其有不少溢美之词，不免拔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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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每一个时期都有该时期的人才，在对这些人才进行评价时，除了要注意其自身的条件外，还应考察其面临的历史形势，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进行评价。曹植从时势、帝王个性、人才等方面出发对汉高祖、汉光武帝进行比较后，认为汉光武帝在德行、才能等方面要胜过汉高祖，而认为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阵容不如汉高祖的人才阵容庞大。曹植在对汉高祖与汉光武帝进行比较时，看到两者所处历史形势之不同，注意汉高祖与汉光武帝各自个性、才能之不同，这些都是正确的认识。故在《汉二祖优劣论》写成后，“时人谈者，亦以为然”。然而曹植的这一篇评论却也留下了可议之处，一是过分拔高了汉光武帝的地位，二是未能充分估量汉光武帝所拥有的人才及其作用。


这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正因为如此，曹植之论就难免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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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诸葛亮驳难曹植
　　
　　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从最近的历史时段来说，他必定要肯定汉光武帝属下人才的业绩。他首先对曹植所论进行了总的反驳，不同意曹植所作的简单对比，认为汉光武帝和汉高祖时期的人才，其所处时势不同、所事君主不同，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他精辟地指出：曹植所谓汉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的言论，是“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将东汉的“中兴”完全归于汉光武帝一人。诸葛亮的这个论点很重要：是帝王个人“创造历史”，还是以帝王为核心的群体“创造历史”?当然，这都是英雄史观的表现，但后者总还是比前者来得客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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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诸葛亮从客观史实出发，指出“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说到“中兴二十八将”，确也是历史上不可多见的政治现象。在诸葛亮之后，范晔对此也有高度评价。范晔对以“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的说法提出质疑，从能否把握时势的角度肯定了“二十八将”皆是“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的“志能之士”。至于为什么“张(良)、陈(平)特显于前”?这也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诸葛亮从这些人才所事之君的不同立论，指出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在于汉高祖和汉光武帝所具有的不同个性。因汉高祖“动多疏阔”，使得“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其智勇得到彰显。而汉光武帝“策虑深远”，“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又有先见之明，故而使得手下人才的才能难以凸现而已。他以俗语所谓“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来总结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用人之不同。对此，范晔从这些人才所处时势立论，认为“光武不以功臣任职”，正是汉光武帝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注意到“立国”与“治国”所需不同层次的人才，促进了人才的广泛选拔，使得功臣们得以“以功名延庆于后”的明智之举。这显示了范晔的卓识，也印证了诸葛亮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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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历史，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虽都起自布衣，但两人所拥有的人才情况并不相同。西汉初年，将相多出身于底层社会；而至东汉中兴，诸将帅有儒家气象。这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社会风尚改变有关。曹植和诸葛亮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在评论汉高祖与汉光武帝时，都注意到对比汉高祖与汉光武帝的个人品格、才能，再比较二者所拥有的人才，以此评论汉高祖与汉光武帝之优劣。曹植作《汉二祖优劣论》是在建安期间，在政治上尚未受到魏文帝曹丕的迫害，在邺下文坛也很活跃，其贬低汉光武帝时的人才，可能暗含有抬高曹氏集团人才之意。诸葛亮作为以“汉家”正统自居的刘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却可能借称赞汉光武帝时的人才，来肯定刘备集团的人才。当然，这仅为推测之论，不妨置此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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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诸葛亮提出东汉皇朝的建立，是汉光武帝本人的才能同属下人才“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注意到了众人统治集团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发挥的作用不同在于任使者之不同，比之于曹植贬低汉光武帝时期的人才，将东汉皇朝的建立归于汉光武帝个人的才能，更显高明。当然，诸葛亮仅从汉高祖与汉光武帝的个性来比较其对人才的任使，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客观形势对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影响，是其所论的不足之处。